据西班牙《先锋报》等媒体报道，西班牙著名建筑大师里卡多·波菲（Ricardo Bofill）于当地时间1月14日在位于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逝世，终年82岁。
里卡多出生于高迪的故乡巴塞罗那，是Taller de Arquitectura（RBTA）的创始人。他将古典主义语言运用到建筑设计中，“历史”是他设计的关键词。他参与开创了后现代主义，又与之分离。其早期作品“红墙住宅”是现实中的纪念碑谷，一个法国的社会住宅项目则成为了《饥饿游戏》中的反乌托邦象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知识雷锋（ID：gkleifeng2000），作者：张艺菡（华南理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首发于2018年2月7日，原题《放逐柯布的奇幻城堡——里卡多·波菲尔与永生纪念碑》，头图来自©️ricardobofill
前言
“最终促使我成为建筑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的幽闭恐惧症，我必须做点什么来逃离它，而建筑能够生产空间；二则是我想要永生。” [3]
里卡多·波菲尔（Ricardo Bofill），他喜欢自己加泰罗尼亚建筑师的身份，喜欢巴塞罗那的小作坊，喜欢巴塞罗那的天才建筑师高迪；他不喜欢柯布西耶，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人”，不喜欢扎哈“千篇一律”，不喜欢成为流派。
从上到下：题图. La Muralla Roja 2. Walden 7 3. Les Espaces d'Abraxas. Image ©RBTA
18岁完成自己的第一个设计作品，24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RBTA，45岁“功成名就”，因为“纪念碑谷”成为网红建筑师，由于其作品的视觉效果，成为了建筑杂志最喜欢印刷在铜版纸上的图片。但他讨厌成为潮流，始终相信当地特色和个人语言的结合才形成建筑风格，内心始终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流浪者。
他对场下的年轻人说：“别总是看杂志，去看看你们自己在想什么，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创造力。”
Ricardo Bofill Image ©RBTA
开场介绍
“对于那个时代的建筑师来说，波菲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崭露头角，并和一些更为著名的建筑图像一起出现。这是一个被《建筑设计》（AD magazine）这样的杂志定义的年代，诸如詹克斯（Charles Jenks）和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热情说教从不放在建筑本身上。在这个时代里，波菲尔在西班牙阿利坎特（Alicante）和巴塞罗那（Barcelona）的建成项目显现出引人瞩目的轮廓，在这之后，他新古典主义的项目在法国建成。
这些建筑艳丽的、折衷主义的、声名斐然的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品被推出，在商业化的外表下，它们却都是以社会住宅为目的建造的。波菲尔设计的这种特质在他接受Paolo Portoghesi的邀请参加198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作品“主街“（La Strada Novissima）中就不自觉地展现了出来。”
1980年，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策展人Paolo Portoghesi将主题定为“过去的呈现”（The Present of the Past）。其中的主要展品“主街”由二十个7×9.5米大小的建筑立面的人工布景组成，每个立面由一个建筑师设计。受邀参加的建筑师包括盖里、库哈斯、文丘里、汉斯·霍莱茵、波菲尔等。
“双年展后一年，波菲尔的作品来到AA展览，它简洁地呈现出本质——一个开拓性的项目，建造它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西班牙建筑工作室，他们是通晓多国语言的年轻设计师、诗人和哲学家。”
“在今天的讲座中，波菲尔将回顾六十年代工作室建立以来的工作，也将对1981年到访AA之后的境况进行描述，这将是一场时隔34年的重逢。”
——AA教授Thomas Weaver
“今天我不讲我的人生”
讲座的开篇，波菲尔直截了当地说：“今天我要讲的不是我的人生，因为我的人生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但正如他经常说的，他的思想形成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密不可分。
1939年初，西班牙长枪党党魁弗朗哥攻下巴塞罗那，结束内战，成为终身国家元首。几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底，波菲尔在巴塞罗那出生。
1939年2月，西班牙国民军夺取了巴塞罗那和所有加泰罗尼亚地区。 1939年3月28日，弗朗哥进入马德里，随后几天全国投降。内战结束。 Source：www2.bc.edu
弗朗哥上台后，对西班牙进行军国主义统治，镇压反法西斯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最后进入弗朗哥政府统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进行了残酷报复，禁止它们使用自己的语言。作为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大的城市，经济发达、国际交流频繁的巴塞罗那成为了反弗朗哥政府言论的主要发源地。
“我最初的记忆就是二战后的几年和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我十岁的时候，一天早上醒来，看着窗外巴塞罗那的街道，感到一片灰暗、恐怖和悲伤。 ”[3]
1939年的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广场，弗朗哥占领巴塞罗那后的第三天，人们在排队领取食物。Source：thespanishcivilwar.com
波菲尔的父亲是一名房地产开放商，母亲是来自威尼斯的犹太人，而他们一家都是受过教育的、激烈的弗朗哥政府反对者。波菲将他的成长环境形容为“少量的优越和大量的简朴”——较为富裕的资产阶级背景给他带来了一些好处，而西班牙普遍的贫困和严酷统治则构成了整个时代背景。
“如果你生活在弗朗哥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你面前的选择并不多。你渴望自由和远大的旅程，而正因如此，我青年时期的梦想总是充满苦涩——我感到自己住在一个被隔离的国家里，远离当时发生的所有社会和文化事件，我难以容忍这种生活在欧洲边缘的感觉。”
“一旦找到机会，我就会离开。”[9]
少年时期，波菲尔经常在西班牙境内旅行，他在安达卢西亚呆了很长时间，在那里遇见了西班牙本土特色建筑。1957年，在巴塞罗那建筑学院就读期间，波菲尔和很多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在一次抗议被捕后，他被赶出了学校，到瑞士继续完成学业。在日内瓦学习期间，赖特和阿尔瓦·阿尔托的建筑点燃了波菲尔对于建筑的激情。
“我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师和开发商，我最初就是从他那里学习建筑和建造的。我们一起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旅行，最初的几个项目也是一起合作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并且直接参与到建筑项目中去。我和建筑工人和手工艺人（artisan）一起工作，有很多事情都是亲手做的。当时我被很多乌托邦思想影响，所以早期的作品都处于乌托邦与现实的边缘上。”[4]
现实中的纪念碑谷——红墙住宅。为了与周围地貌区分开来，建筑外表面涂成了各个色调的红色；露台和楼梯则涂成蓝色，以与蓝天相融，充满了地域特色。La Muralla Roja，Alicante, Spain, 1973 Image ©RBTA
红墙住宅中体现出强烈的构成主义美学，通过连接各个公寓的露台，RBTA希望能够打破文艺复兴后私人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重现地中海小镇的传统。La Muralla Roja，Alicante, Spain, 1973 Image ©RBTA
欢迎来到“错误”俱乐部
Barrio Gaudi 模型，Reus，Spain，1968. Image ©RBTA
高迪住宅（Gaudi Housing Development）是Taller事务所（RBTA）成立后第一个大尺度的城市设计项目。为了应对1960年代郊区往城市的大规模移民潮，这个项目要求建造以经济的、低成本的方式进行。
“如何找到一种社会、社区的空间组织方式？我们准备建立一个社区。”
高迪住宅是一座城市郊区宿舍楼，通过最大限度地容纳商店、酒吧、超市、休闲设施等公共空间以达到“在城市中建造一个城市”的目的，其中的居民可以最小限度地往返于社区内外。RBTA试图在其中重新制造出原本由城市网络和传统城镇所营造的氛围。项目中，街道和广场被”抬升”起来作为连接，就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而一层则作为纯粹的交通和停车使用。几何图案在这套体系的解决方案中发挥了基本作用， 单体的组织在给人以方向感、满足人对秩序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人们探索发现的好奇心。
Sketches, Barrio Gaudi. Image ©RBTA
Barrio Gaudi. Image ©RBTA
Barrio Gaudi. Image ©RBTA
“早期的项目中，我在尝试一些建造的策略和方法。（高迪住宅之后）我们经过几年，做了‘空间中的城市’（City in the Space）这个项目。如果有一天你们想知道有什么不要做，那么我会讲一讲这个项目。”
Collage，City in the Space, Madrid, Spain, 1970. Image ©RBTA
Sketch, City in the Space, Madrid, Spain, 1970. Image ©RBTA
1970年，RBTA开始进行“空间中的城市”这一项目，研究一种适应性强的聚合体和平面。“灵活性”是这个项目的关键词，目的是建立起一个不仅能够迅速适应每日变化的历史进程，而且能够协助这种进程的结构系统，以满足持续变化的社会需要，并且有着无限增长的潜力。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们为这种新类型的城市建立了新的司法和经济体系，在这里，人们不再拥有一套公寓，而是分享一个城市。“空间中的城市”的拼贴画中充满了理想化的口号：“城市属于你”“共生（coexistence）”“对计划性的城市规划说不”。然而这样的理想化状态正是阻碍其实现的原因。
在设计过程中，波菲尔在场地上举行了一个聚会，根据他的描述，有超过一万人来参加，最终导致了警方的干涉。弗朗哥政府早已对这个项目的意识形态表示过不满，而这个聚会正好成为了关停整个项目的借口。在项目解散时，已经有超过1520人牵扯到这个新城项目中了。[5]
Collage，City in the Space, Madrid, Spain, 1970. Image ©RBTA
Model, City in the Space, Madrid, Spain, 1970. Image ©RBTA
Model, City in the Space, Madrid, Spain, 1970. Image ©RBTA
在评价在此之后的瓦尔登7号（Walden 7）住宅项目时，评论家认为，与单体的堆砌相比，它更像是木块的穿插与抽离。在“空间中的城市”项目失败之后，其概念和设计却在瓦尔登7号中成为了现实。
“在那个时期（1970年代）的西班牙建造这样的项目，我可能是疯了。”
从RBTA的工作室La Fábrica眺望瓦尔登7号， Barcelona，Spain, 1975. Image©RBTA
瓦尔登七号内景， Barcelona，Spain, 1975. Image ©RBTA
瓦尔登七号并不是将一个大的体量分割成为小单元，而是使独立单元组合成巨大体量，它们就像是木块被一个个组装起来，同时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每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房间回应了使用者的个人需求，两个、三个或四个单体组成的大房间供家庭使用，但与传统住宅在统一的空间中功能分区不同，它是独立空间的组合——“不是将橘子分成几瓣，而是一串堆在一起的葡萄”。[7]
单元平面, Walden 7, 1975. Image ©RBTA
Model, Walden 7, 1975. Image ©RBTA
为了使瓦尔登7号得以实现，RBTA设计了一套复杂的结构，在被波菲尔戏称“从来都没有技术存在的”西班牙，项目落实的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波菲尔说自己“可能是疯了”的原因之一。
“建筑是一个空间过程（a process in space），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使用新的技术。这是一个耗时几年的项目，它的结果是一种技术，而不是由技术引导的。”评论家认为，瓦尔登7号用最严格的结构体系，使建筑得以最灵活地变化。[5]
Under Construction, Walden 7, 1975. Image ©RBTA
近年来，波菲尔在谈及早期作品时总是提到“错误”和“失败”。他没有办法解释五十年中他的思想发生的变化，他不再想改变世界，这只是因为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
建筑史常被看作关于成功的历史。波菲尔说，如果出生在伦敦或纽约，你总是希望能赢，但出生在巴塞罗那，你必须要习惯失败，因为在这里，失败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如果要定义我的建筑生涯，我会用‘失败’来描述它”。[3]
Xanadú, Alicante, Spain, 1971. Image ©RBTA
与红墙住宅相邻、瓦尔登7号同时期的作品，试图通过模块化模拟山的形态。波菲尔在介绍到这个作品时说：“看，又一个错误。“
在完成早期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建筑后，波菲尔在法国的社会住宅项目开始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新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的风格。对于这样的转向，波菲尔说：“瓦尔登七号这条路走不通了，另一边却有新的可能。”
Ricardo Bofill at Walden 7，Barcelona, 1975. Image ©RBTA
Ricardo Bofill at Les Arcades du Lac. Le Viaduc, Paris, 1982. Image ©RBTA
“日常生活的纪念碑”
Les Espaces d'Abraxas，New Town of Marne-la-Vallée, Paris, 1982. Image ©RBTA
RBTA将1982年在法国建成的“宫殿、剧场和凯旋门”住宅城（Les Espaces d'Abraxas）和同时进行的其他几个项目称作“住宅纪念碑”（inhabitant monument）。
“这个项目远不是一个乌托邦。我们试图建造的是一个能向公众和同事们解释的实际模型，即使1968年的乌托邦*已然消逝，我们仍然可能建造一个更好、更理性的建筑，能够创造出公共空间（communal space）。”[10]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学运和社会运动失败，未能够在法国社会中消除阶级差异）
在法国的这几个大型住宅项目中，波菲尔试图将日常生活放到社会舞台中心，大型公共建筑物和设施则退隐到背景中去。而这些由柱廊、山墙、檐口等庄严的古典元素组成的庞大建筑物以其巨大的体量成为了城镇的标志性建筑物，成为了日常生活的纪念碑（monument of everyday life），这在远眺时显得尤为明显。
“想象这个场景，一个旅行者在远处看到这座巨大的、纪念性的、古典主义的复杂体量，而最终他会发现，这并不是市政厅或市民中心，而是一座公共住宅。“[6]
“宫殿、剧场和凯旋门”住宅城在英国电影《妙想天开》（Brazil）和《饥饿游戏3》（Hunger Game 3: Mockingjay）中以反乌托邦的形式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对斯金纳（B. F. Skinner）的小说《瓦尔登二号》（Walden Two）*中环境决定行为理论的批判。Les Espaces d'Abraxas，New Town of Marne-la-Vallée, Paris, 1982. image ©RBTA
（*《瓦尔登二号》是当代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的斯金纳（B. F. Skinner）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灵感所写的一本乌托邦小说，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主要观点是“在塑造人的行为时，个人自由意志的影响不如环境的影响大。波菲尔的“瓦尔登7号”深受该书影响，并向其致敬。）
《妙想天开》（Brazil）
《饥饿游戏3》（Hunger Game 3: Mockingjay）
凯旋门（Arch）
城市之窗（urban window）
玻璃柱廊（columns）
露天剧院（theater）
以上来自Les Espaces d'Abraxas，New Town of Marne-la-Vallée, Paris, 1982. image ©RBTA
在这个住宅项目中，RBTA对于公共空间采取了一种极端策略：全部或没有（all or nothing）。在住宅中，没有中等尺度的交往空间，不鼓励自发形成的邻里交往，所有的公共活动都在中央的圆形剧场（amphitheater）中举行，就像波菲尔所说的，要将日常生活放到舞台中心来。在这里，通过古典主义的巨大体量，加上逐层升高的剧场和庄严的拱门，让其中的居民像古罗马的君王一样生活，成为“无产阶级贵族”（the proletarian aristocrat）。
波菲尔和RBTA从不讳言形式在其设计中占据的至关重要的地位，以及对于纯粹美学的追求。他认为，无论是黄金分割还是对比例最复杂精确的计算，都是为了使环境给人一种令人安心的和谐感受——“建筑是人类对非理性的抗争的胜利”。[11]即使在早期的公共住宅项目中，设计被严苛的经济状况所限制，这些现实因素也常让位于形态学。波菲尔认为，重复（repetition）则趋向完美（perfection），预制混凝土构件无疑成为其重要助力。
首层平面图。可以看到，在圆形柱廊部分，为了适应柱廊的立面形式，内部平面非常奇怪。半圆突出部分有时在客厅里，有时在卧室里，有时在在房间中央，有时又在房间的一侧。
Les Espaces d'Abraxas，New Town of Marne-la-Vallée, Paris, 1982. Image ©RBTA
”巨大的体量非常复杂，但是总是需要（一种途径）去实现。如果你重复一个片段，就会更加接近古典主义和完美。这实际上引导我走向比例（proportion）和和谐（harmony）的世界。“
整个项目由预制混凝土构件组成，大量减少了开支。这开启了二战后建筑产业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吊机的使用和嵌板设计。在预制嵌板设计上的技术进步成为了RBTA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也为他们在建筑承包商和经济型房产开放商处获得了信誉。[6]
“世界上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建筑是住宅，而这通常是由开发商、政客和契约制定者所决定的，并不是建筑师。”
同一时期的另一住宅项目les arcades du lac，suburb Paris，1982 . Image©RBTA
1985年，波菲尔的作品和里昂·克里尔（Leon Krier）的作品在MoMA展出，展览名为“建筑、都市主义和历史”（Ricardo Bofill and Léon Krier :architecture, urbanism, and history）。波菲尔展示了他在80年代的一些作品，包括法国的社会住宅和纽约的一座高层建筑。
“里昂是一个出色的手工艺人和艺术家，而我当时沉迷于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的其中一支， 所以我们就被放在一起展览了。但是二十年后我在完成博洛尼亚的一个高速火车站时使用了一些更为现代的建筑语汇，里昂支持了一个反对这个项目的请愿。我很喜欢里昂，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建筑师，但是他现在选择的位置很难有什么进展。“[3]
1980年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宣告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波菲尔却在几年后“退出”了这股浪潮。
“没过几年，后现代主义就变成了美国的‘官方’建筑风格，我立刻知道它完蛋了。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当我们使用一种基于古典主义或其他任何流派的新的建筑语言时，并不是最终的状态，也不是唯一的解答，而仅仅是正在发生的故事的一部分而已。我仍然坚定地认为建筑能够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古典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来源罢了。我从来不想成为一个‘榜样’，不想成为一个‘学派’，我想要改变和实验。”[3]
波菲尔说，到现在他仍然保留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期盼，他希望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永远在改变。
图中手指地图是波菲尔. Image ©RBTA
“柯布西耶是个坏人”
“从一开始，我就是反对柯布西耶的。我不喜欢柯布西耶，不喜欢预先就被规划好的城市。在一些建筑中*，他非常棒，但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简直是个灾难。我在俄罗斯和中国都向他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世界上的‘柯布西耶’已经够多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柯布西耶是个坏人。他是个瑞士人，他喜欢做东西，他讨厌城市、讨厌历史，他认为他可以重新发明所有东西。这简直是最糟糕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观点）是非常短视的，但却被散播到了世界上的所有学校里去。”
（*指柯布晚期粗野主义的作品，如朗香教堂）
柯布西耶认为，从中古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彻底改造。城市改造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功能分为工业区、居住区、行政办公区和中心商业区等。城市中心地区向高空发展，建造摩天楼以降低城市的建筑密度。他认为城市道路系统应根据运输功能和车行速度分类设计，以适应各种交通的需要。他主张采用规整的棋盘式道路网，采用高架、地下等多层的交通系统，以获得较高运输效率；各种工程管线布置在多层道路内部。他强调现代城市建设要用直线式的几何体形所体现的秩序和标准来反映工业生产的时代精神。
“建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凭什么认为这200年的历史可以不参与到建筑的历史中去？你可以反驳我，但是你不会赢的。”
虽然曾在巴塞罗那建筑学院和日内瓦艺术学院就读，18岁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建筑作品的波菲尔更多的是一个自学的建筑师，他从同样身为建筑师的父亲那里学到了第一手的关于建筑和建造的知识，从加泰罗尼亚本地建筑和历史语汇中获得营养。
他对于现代主义的蔑视在于，现代主义总是认为一切都是从现代主义运动开始的，对历史毫无尊重。他觉得柯布西耶在城市规划中将一切拍平，通过功能进行组团和分区，简直“就像疯了一样”。
波菲尔说，他们在以一种与柯布西耶非常不同的方式工作。他们并不是在设计一个城市的开始和完成，而是在设计一个过程（process）以及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元素，而不是去实现一个想象中的画面。
在进行规划前，RBTA对其城市规划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力求新区与河对岸的城市结构相一致。通过延长河对岸的城市平面，设计将新的街道、广场和花园与原巴斯蒂德区正交网格相统一，重新制造出其公民特征。巴斯蒂德区域规划，La Bastide District, Bordeaux, France, 1988. Image ©RBTA
“城市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新的超大城市（mega city）在世界各处出现。但是我们需要关心的是我们喜欢的老城有什么特质——紧凑、适合人行、可持续、环保、高效……然而这些都应该通过当地方式处理，而不是一种全球性的解决方法。”[4]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是一个充满冲突、矛盾甚至腐败的地方。城市需要被修补和治愈，而不是被抹平重建。城市在一万年前就出现了，但对于柯布西耶来说，历史从不存在，他的宣言只看向未来。但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愿意住在历史中心，而不是新城区，所以我想要通过对地中海小镇精神的追溯，来寻找简单的现代主义的替代。”[4]
“正在进行中”
Construction Process，La Fábrica. Image ©RBTA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不太搭理我，所以我就开始了旅行和建造，成为了一个流浪者。坐在离开巴塞罗那的车里，我看到了从一个工厂里升起的烟雾，这是西班牙最古老的水泥工厂，它有着最高的烟囱，持续不断地污染着周边地区。当我发现这个工厂的时候，它已经准备关闭然后搬离了。我想要买下这片土地，这样我就可以拥有这里，在这个工厂里工作，并且组建起一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画家和作家组成的我的团队。”[2]
Before and after, La Fábrica. Image ©RBTA
La Fábrica，曾经的水泥工厂，现在的RBTA西班牙总部。1975年至今，它的施工状态仍然是“正在进行中”。最初的构想中，波菲尔想要把加泰罗尼亚中世纪时期细长的拱形窗运用其中，之后每次他从日本、中东的沙漠、意大利等古老的城镇旅行归来，总是会将其影响一并带回，这一切在这个永远进行中的项目里均有迹可循。
一开始，吸引波菲尔的是这个庞大的工业时代产物中的矛盾性与模糊性——一个超现实主义、粗野主义、抽象派的混合体。
”超现实主义存在于不知通往何方的楼梯中，存在于荒谬地悬挂在空中的构件中，存在于巨大而无用的比例失调的空间中，而这种失调却又由其张力而恍如魔法。抽象存在于纯粹的体量中，却在其未加工的材质和破碎中显现出本质。粗野主义则存在于其突兀的处理和材料呈现出的雕塑般的质感中。”[8]
Garden, La Fábrica. Image ©RBTA
Residence, La Fábrica. Image ©RBTA
“这是一片需要重建和翻新的废墟，它可以用来做任何事情。这个工厂的迷宫（labyrinth）有一个优点，在这里，人们无法找到彼此，所有人都能够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不再囿于过去与传统。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片绿色空间，不再释放烟雾。你将不再看见烟囱，它们已经变成了圆柱与雕塑。这样的改造全都是通过极少主义的手段实现的，使用了简单的方法和质朴的材料。我不喜欢奢侈品的外观，真正的奢侈存在于空间和生活方式中，而不是在建筑前面放上一个纯金的物体。”[2]
“这里是属于我的地方，是我的源泉，也是我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工作。也是在这里，我开始思考和规划未来（think and project），我的人生是由许多的规划（projection）所构成的，因为建筑师这个职业促使我对未来进行规划，这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比起来自过去的故事，我的人生在未来计划中，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着。”[2]
Ricardo Bofill at La Fábrica. ©NOWNESS
文章整理自近年波菲尔的访谈、视频资料和文字资料，主要包括波菲尔2015年在AA的讲座Ricardo Bofill: Taller de Arquitectura、2014年AA Files的访谈文章Ricardo Bofill in conversation with Christopher Pierce and Thomas Weaver、RBTA官网关于各个项目的详细介绍以及部分对于波菲尔建筑思想的评论文章。参考资料：
视频：
[1] AA lecture: BOFILL, Ricardo, Taller de Arquitectura, 5 March, 2015 （文中无特殊注释的引述均来自演讲内容）
[2] NOWESS, In Residence EP15: “Ricardo Bofill” by Albert Moya
访谈文章：
[3] Ricardo Bofill in conversation with Christopher Pierce and Thomas Weaver, AA Files, No. 69 (2014)
[4] Vladimir Belogolovsky, Ricardo Bofill: “Why Are Historical Towns More Beautiful Than Modern Cities?”,2016
评论文章：
[5] Anna Puignaner and Guillermo Lopez: Revisiting Systems: Ricardo Bofill and Waldenmania
[6] Tony Schuman: Utopia Spurned: Ricardo Bofill and the French Ideal City Tradition, 1986
[7] José María Carandell: Walden 7, 1974
官网介绍：
[8] RBTA official website: www. ricardobofill.com
[9] Ricardo Bofill, Jean-Louis Andrée: Espaces d’une vie
[0] Bofill，（Rizolli），p.82
[11] Ricardo Bofill, Space and Architectur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知识雷锋（ID：gkleifeng2000），作者：张艺菡，排版：韦雨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