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谈判”与在工作中“谈判”同样重要，热爱家庭和职业的女性一定要找一位有同样追求的伴侣。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ID：PrincetonUP_CHINA），作者：傅亦沁（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博士在读），原文标题：《知识女性的职业与家庭：一个世纪以来，性别不平等有何变化？》，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何平衡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很遗憾地，家庭责任一般都更多落在女性身上。在几乎每个 OECD 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都比男性高 10 个百分点左右，但全职工作的女性，其收入中位数却比男性低了 10% 到 20 %。
这样的男女收入差来自哪里？历史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又是如何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分配时间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Claudia Goldin 在新书 Career and Family：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 中引用扎实的数据和历史证据，总结了她和同行几十年的研究成果，量化了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两个方面的努力。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事业与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五代女性的选择：职业？家庭？两者兼顾？
Goldin 按照“家庭”和“职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1]，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最早的一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美国刚有普查数据的时候），最晚的一组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年轻的一代还没过生育年龄）。这五组人分别对应了“要么职业要么家庭”“工作然后家庭”“家庭然后工作”“职业然后家庭”“家庭和职业（同时发展）”。[2]
这五代女性之所以呈现不同的职业和家庭发展规律，原因当然包括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等多方面原因。在书中，Goldin 还重点讲了战争和科技这两个我们平时可能会忽略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大萧条、越南战争，以及经济从体力向脑力劳动的转向、避孕药的发明、医学界对女性年龄和生育能力关系的理解、辅助生育技术的发明和推广都改变了“职业”和“家庭”在女性生命不同阶段扮演的角色。
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技术变革如何改变了女性和职业、家庭的关系。思考女性历史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先想到为平权运动奋斗的英雄人物。但 Career and Family让我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另一种“安静的”革命。它虽然不像励志故事那样很容易被拍成电影、被大家记住，但它对历史的影响可能是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因素。除了“技术让经济更侧重脑力劳动”这个大背景，Goldin 在书里还讲了三项重要的技术和研究。
1. 避孕药（1961）
Goldin 说避孕药给了女性自主规划人生的权力。她重点提到了 Katharine Dexter McCormick 的故事。McCormick 1875 年出生在富贵家庭，也是麻省理工大学第一批生物专业的女生。1940 年代，她从母亲和丈夫那里相继继承了相当于现在几十亿美元的遗产。1950 年代，她发现避孕药的研究很难拿到资金支持，于是资助了生物学家 Gregory Goodwin Pincus 两千万美元。Pincus 和合作者最终发明了避孕药，避孕药 1961 年获得监管通过。
2.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1982）
Goldin 说，对“女性生育能力和年龄关系”的研究也帮助了女性更好地规划人生。她认为迄今为止质量最高的研究是法国科学家 1982 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 Female Fecundity as a Function of Age。论文分析了两千多位因为丈夫无法生育而接受人工授精女性的数据。比较大家的怀孕概率，研究人员发现 35 岁以上的女性较年轻女性的怀孕概率有很大下降。Goldin 说这是人类第一次详细了解女性生育能力和年龄的关系。研究发表后，社会上对女性生育的紧迫感快速增加。
3. 辅助生殖技术（20 世纪后期）
Goldin 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以及医保对这些技术的不断覆盖，给了女性在生育方面更多的时间弹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2011 年开始公布每年有多少孕妇通过什么样的方法生育，而且数据包含孕妇的具体情况（例如年龄）。Goldin 分析这组数据发现，1955 年左右出生、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大约 28% 没有孩子；1975 年左右出生、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只有 20% 没有孩子。生育率的提高有 40% 左右可以被辅助生殖技术解释。[3]
男女之间 20% 的收入差从何而来？
过去这个百年，虽然美国社会朝性别平等的方向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我们仍然常在新闻里听到“男性每赚一美元，女性只赚了 78 美分”[4]这种说法。男女之间这 20% 的收入差异究竟来自哪里呢？早先，不管是媒体还是学者都认为收入差来自两方面，一是女性在面试、谈工资等场合不够强硬，二是女性为了照顾家庭而选择了收入更低的工种。
但 Goldin 和作者 2014 年的一项研究否定了这两种解释。首先，数据显示，初入职场的女性和男性收入相当，尤其在研究人员控制工作种类、工作时长之后，尤其当研究人员只看最近几代人的时候。这个发现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女性不如男性有好胜心、女性与雇主谈工资时不如男性强硬”这类猜想。因为如果女性不如男性强势，工作 1~5 年的时候工资就会男高女低。但事实上男女收入差在工作 10~15 年后才出现。
另有很多学者认为收入差来自男女对不同工种的选择：男性更多地选择工程师、医生这类长期来看工资高的工作，女性更多地选秘书、护士这类长期来看工资低的工作。但是 Goldin 和合作者发现，在控制了工种以后，仍有 70% 的男女收入差异不能被解释。也就是说，男女即使选择了同样的工作，若干年后仍会出现收入差异。
Goldin 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她对这种差异的解释以及她对公司、政府的政策建议。她认为，很多工种的时间不灵活（“贪婪的工种”），收入与工作时长呈非线性关系。而女性因为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所以收入在生育后低于男性。
很多高收入职业，例如管理、投资、法律等等，需要员工，尤其是高层，投入大量且连续的时间在办公室办公或出差，不能远程办公。这种时空的不灵活就导致女性在有孩子后，更多地选择行业内时间相对灵活但工资较低的工作。比如说，两个以同样成绩从法学院毕业的男性和女性都进入了一家顶尖律师事务所，一开始他们工资相当，但女律师几年后因为要照顾孩子，选择改做时间更灵活的“公司法律顾问”，而男律师成为原来那家律所的合伙人。在人口普查里，他俩都是“律师”，但女性的工资就远没有男性高。
通过对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过去 30 年的追踪，Goldin 和合作者发现，在控制了工作时长和在校成绩以后，男女进入职场的第十五年，工作时长和收入不再是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工作时间越长，时薪越高。
从雇主角度来说，同一位员工长时间工作，在信息传递和客户信任方面[5]优于多人轮换当班。1）很多职业需要处理复杂信息，员工如果频繁交接，传递工作知识的成本很高；2）服务行业要建立客户信任。如果一位员工长时间接待客户，客户更容易信任公司。这种对连续、长时间、当面办公的要求就意味着如果员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在家、间断性办公，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与法律、金融从业人员形成对比的是药剂师。Goldin 发现药剂师是高收入群体里面男女差异最小的，女性收入为男性的 95%。究其原因，Goldin 认为是药剂师可替代性强，连续工作不会获得更高收入。因为技术的发展，药剂师的工作已经完全标准化。如果一个工作了五小时的女性要回家照顾孩子，雇主换另一个人做那第六小时的工作不会产生额外成本。所以这类工作的工作时长和收入关系是线性的，工作一小时 100 块，十小时 1,000 块，连续十小时还是 1,000 块。
未来的职业和家庭会是什么样的？
对于性别不平等的根本解决方案，当然是整个社会改变对性别角色的认识。但由于文化无法短期改变，我们这里只能讨论中期能够实现的政策改革。Goldin 的建议是鼓励公司增加员工可替代性，给每种职能都培养一支两三人的队伍，这样律师、银行家就能像药剂师一样，家里有事也方便请假，让公司换”其他队员“上场。她对美国劳工部数据的分析显示，不需要建立客户关系、工作高度标准化、工作方便随时交给同事的行业男女收入差最小（医学毕业生 MD < 博士毕业生 PhD < 法学毕业生 JD < 商学院毕业生 MBA）。
不过，很多经济学家对“增加员工可替代性”这个提议表示了担忧。例如，可替代性越强的工作越有可能被自动化，所以这个提议不符合技术发展的趋势。再比如，如果某些行业增加了员工的可替代性、男女收入差距缩小，行业工资可能因为员工可替代性增加而整体下降，远低于与那些员工不可替代、仍以男性为主的行业。长期来看， 男女收入差会扩大而不是降低。
新冠带来的“远程办公潮”一定也将对男女收入差带来深远的影响，只是影响整体来说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现在我们并不知道。一方面，如 Goldin 近期接受采访所说，远程办公会增加工作的时间弹性、减少出差的需要，所以女性更容易协调自己在职业和家庭方面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学术行业的证据显示，男性由于工作时间弹性增加而提高了论文产出，而有孩子的女性则同新冠前一样要承担多数家庭责任，产出并不如她们的男性同行。此外，远程工作对初级员工的晋升可能也有负面影响，本来就鲜少进入高层的女性员工在晋升路上可能又多了一道障碍。
Career and Family提出的问题远比它回答的多，但我觉得这恰恰就是它值得一读的原因。当你读完这本书，带着“科技是安静的革命”、“职业回报呈非线性”这样的框架来思考历史、当下与未来，你一定能得到新的体悟。Goldin 在一次采访中说，在家里“谈判”与在工作中”谈判“同样重要，热爱家庭和职业的女性一定要找一位有同样追求的伴侣。这是我最深的读书体会。
注释：
[1] Goldin 对“职业”的定义是“持续的工作发展”，量化定义是“连续几年的收入超过同年龄、同教育程度男性的 25 百分位”。她对家庭的定义是“有亲生或者收养的孩子”。
[2] 数据时间跨度长，有本科学历人的家庭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但 Goldin 说，图中的趋势在控制家庭背景后仍然成立。
[3] 2018 年，40 岁以上、有本科学历、首次生育的女性，26% 使用了辅助生殖技术；35 - 39 岁的，11% 使用了辅助生殖技术。
[4] 这组数字比较的是美国全职工作男女的中位数收入，没有考虑男女在工作种类、工作经验、加班时长等多方面的差异。
[5] 当然，公司也可能为了讨好客户，需要“表演性地”让同一位员工长时间待命。
本书作者 Claudia Goldin，哈佛大学亨利·李讲席经济学教授，也是该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以研究经济学史享誉全球。著有 Women Working Longer,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Defining Moment 和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ID：PrincetonUP_CHINA），作者：傅亦沁 （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博士在读,曾为《金融时报》中文版、彭博社以及《外交政策》等媒体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