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摄影：旁立，编辑：谢丁，头图由朱淋提供，原文标题：《猪肉帝国：你吃到的肉不是你想象的猪》
今年5月，一架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飞机满载着1123头猪，从丹麦飞到了成都。随后它们被隔离，检疫，再送到绵阳三台县，在那里开始繁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市场，我们不止进口猪肉，也进口种猪。有人说，我们目前吃到的绝大部分猪肉都来自外国种猪的后代。因此也有人提出警告，正如芯片对手机的重要性一样，种猪也是中国养猪业的芯片。
为什么要进口种猪？中国的本土猪发生了什么？猪肉价格为何在今年跌到谷底？对养猪的工厂或农民来说，这些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探访了四川这个养猪大省的养殖场，随后前往重庆荣昌，试图了解中国本土猪的保护和繁育，最后回到北京尝了一块所谓有机生长的黑猪肉。
一、接猪行动
在长途飞行了十几个小时之后，一共1123头猪从丹麦飞抵中国成都。它们年纪不大，3月龄左右，大约50公斤，装在33个木筐里。筐有三层，每筐装三四十头。起飞前它们已经禁食24小时，在高空时什么也没吃，只能喝点水，所以抵达双流机场时，这一千多头猪都饿坏了。
天是阴的，云很厚。朱淋一直在观察天空，左边那架飞机应该就是，越来越近，能看清机身了，是一架蓝白色的莫斯科航空公司的货机。
朱淋是此次“接猪行动”的负责人。他34岁，个头不高，稳重，让人信任。对他和团队而言，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没人知道如何接猪。这个行动由九个小组构成，全部人员有123人。
5月25号的这个早晨，他很早就起床了，前一天下了雨，他有点担心。几天前，他和团队包下了两家酒店，先隔离了48小时。他租了12辆全密封的空调运输车，和人一样，车的内部要经历足够多的清洗、烘干、消毒和病原检测。参与人员的防护装备很齐全，朱淋说这是“三级防护”：配防护服、防护眼镜、手套以及N95口罩。总之，所有防疫的核心就是：阻断一切可能引起病原的传播途径——否则，万一途中感染了非洲猪瘟等一类传染病，一头感染，全部捕杀。
不过他认为这还不够，出于谨慎，他命令所有人再穿一层防护服，再戴两层手套和两层鞋套。上车前，先脱掉第一层手套，再脱掉左脚的鞋套，左脚先上车，再把右脚的鞋套脱掉，右脚再上车。全身再消毒。抵达机场时，所有接猪人员下车接受安检后，再次上车前，所有人必须重复之前的动作，脱手套，脱鞋套，消毒。最后到达机场的停机坪时，人们得脱掉身上的所有装备，换上新的防护服。
朱淋担心着很多事情。气温太高，容易引起猪群热应激，严重可导致死亡。万一突然下雨，因防止进口猪可能携带的病原扩散，海关将会提高检验检疫要求，怎么办？中转车出现故障怎么办？任何闪失都将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现在，天空乌黑一片，他们站在离飞机200米外的指定地点。几分钟后，飞机舱门打开，机场海关动物检验的检疫官经过消毒和防护后登机。随后，传送带开始运作，一筐筐猪出来了。
中转车接到了第一筐猪，它们看起来精神还行，戴着黄色耳标，只是偶尔哼几声。中转车慢慢接近运输车，卸猪人员已经在旁边等待。问题来了，移到运输车上时需要对准角度，但筐子没办法实现精准对接，只能人工调整角度，而一个筐里有几十头猪，重达上千斤，人工移动需要很长时间，更要命的是这会增加猪被感染的风险，，朱淋只好临时再增加了一个移车小组。
前一晚模拟演练时，有人提问说，万一这些外国猪听不懂中国话该怎么办？现在，一位赶猪人员爬进了筐里，没多少猪粪，但尿味很重。“啰~啰~啰~”他边赶边喊，丹麦猪顺利钻进了运输车。这种车是全密封的，高九米六，内部设有空调，这次设定的温度是26度。
卸到中途时，有人报告，死了一头猪，软塌塌地趴在筐里。
朱淋找来了检疫人员上报了情况，按照合同，这头死亡猪的损失将由丹麦卖方承担。下午4点，33筐猪全部转移到运输车内。每辆车的背后贴好标示：重要物资，请勿靠近。
接猪行动的目的地是四川绵阳市梓潼县的检疫场。这是紧张而漫长的200多公里。交警部门为车队开道，并将运猪车通行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调成绿色通行，一路畅通无阻。另外，车队途径的所有乡镇，当天都不开具检疫许可证——这样，路上不会遇见其他拉猪的车。相关路口也有专人把守，确保拉过猪的空车不能接近车队。
晚上10点半，车队抵达了梓潼县检疫场。这批来自丹麦的113头公猪和1010头母猪，将在这里开始为期45天的隔离检疫生活。随后，它们将前往三台县。在那里，这些进口猪将为“川猪育种”做出它们的贡献。
接猪小组在双流机场，图片由朱淋提供
从丹麦进口的种猪，图片由朱淋提供
二、养猪“国家队”
在四川这个全国养猪大省中，如果从宰杀了多少肥猪来看，三台县能排第一名。在这个养猪大县，农民在养，公司在养，政府在支持人们养。
九月底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来到三台县，天气已经不那么热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也没有火车，这里的人依靠汽车与外地来往。从绵阳市区去往三台县的路上，你会看见大量的汽车修理店，一些地段的房子外表全部被刷成了粉红色。一辆装着猪的货车，和我的车并排而走，有些猪把嘴伸向外，也有的把屁股朝外，尾巴都朝着一个方向。有新闻说，有的猪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从车上掉出来时，货车司机并不知晓，那头猪就站在路上，没有方向地走着，后面的司机试图把它抬上车偷走，幸好交警及时赶到。
在明兴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大门口，工作人员先带我去了一个消毒房，目的是粗略消灭掉人类身上对猪有害的病毒。自从2018年8月非洲猪瘟的病毒传到中国，多个省份都出现了病例。
消毒房由简易的板材组装而成，很小，最多同时容纳三到四个人，里面没有灯，只有墙上的四台消毒机闪烁着红光，它让身处其中的人更感觉诡异，仿佛进入了生化基地。一个女声响了起来，那是一种说明式的语言：为何要消毒——生物安全的重要措施——消毒时间——共计30秒。随后一阵刺鼻的气体从消毒机喷了出来。女声倒计时报数，5、4、3、2、1，消毒完毕。门外一个洗手池里装着粉色的水，把手浸泡在里面来回洗一洗。
这是一个宽敞的水泥坝子，左边是一栋平房，正前面是一栋三层楼高的蓝色玻璃房子，上面写着“实验楼”，后面正在修建一些楼房，全都是用来养猪的。
在三台县的明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朱淋算是个老员工。他2011年大学毕业就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在四川农业大学，他读的是遗传育种专业，但他的家人反对他去养猪，因为养猪听起来不是个体面的工作。朱淋说，养猪的专业人士很少。在人们的观念里，这个职业归于“农业”的体系中，而在中国成为一个农民，意味着不再有前途可言。但现在他认为自己的坚持是对的。
2020年，四川省政府宣布，要让四川从养猪大省变成养猪强省。这份文件指出，到2022年要让四川生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3900亿元以上，让“川猪振兴”起来。
朱淋所在的这家公司很快就有了动作。他们找了另外几家公司，联合政府、四川农业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家区域生猪种业创新中心的机构。新闻写道，他们将承担解决四川生猪“瓶颈”的任务。在开工仪式上，三台县县委书记用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三台县将承担起生猪业中“国家队”的历史使命。
这也是那一千多头从丹麦飞来的猪的使命。它们将与原种猪相配生产出下一代扩繁母猪，扩繁母猪再与中国的地方猪种进行杂交，经过选育从而培养出优质的品种。从影响力来看，这些原种猪就是“猪祖宗”，因而购买时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来自丹麦的几家种猪公司先是发来了猪的系谱信息，以便于你清晰地掌握每头猪的亲缘关系。每只猪的照片后面，能看到它的父母、外祖父母、曾祖父母，另外一张表中还罗列了每只猪的亲戚的产子数量，通过数据，一只猪的产子数、生长速度和瘦肉率就能大致掌握了，同时还要考核外表，比如四肢是否健壮，乳头是否塌陷，身材是否匀称等。
这批丹麦猪原本应该在2018年引进，但由于非洲猪瘟，只好推迟到2020年，又遇到新冠肺炎，直到2021年才实现了这个引进计划。
现在，朱淋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猪在规定时间内尽快发情。
通常，他会给种猪吃一种叫烯丙孕素的药，连续喂十八天后，猪就会统一发情。当猪开始哼叫、颤抖、站立不动时，应该就是了。接下来的授精工作要快速，必须一两天内完成，如果晚了就会导致授精失败。公猪虽然没有直接和母猪交配的机会，但还是能生产优秀精子的，而且每头公猪的精子一年可满足几百头母猪的配种精液需求，不过在育种时往往还要考虑血缘和同质进行选配。那些精液要按份装好，八十毫升一袋，袋子下方有个接口，配了一个软管可以插入母猪体内，把精液直接输送进去就行。
但是公猪的使用周期很短，为保证精子的质量和遗传的进展，每两年就得换一批。被淘汰的公猪膻味很大，不能直接售卖，只有专门收购资质的企业才能对其进行加工利用，也许，被淘汰的公猪最后被做成了火腿或者是香肠。
朱淋常去观察种猪的状态。他说，还是中国本土猪更有母性，外国的猪，冰冷冷，像生殖工具。
在三台县，明兴公司的所在地就是一个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养猪场，还有葡萄园、柑橘园、肉制品加工区、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还有正在修建的楼房养猪场。主题公园里有几个雕塑，左边猪爸爸，右边猪妈妈，中间是三只小猪，全都保持着微笑。
但由于现在非洲猪瘟仍在流行，你很难进入明兴公司养猪场内部。
在观景平台上，你能看到种猪场，距离有点远，只能望见白色的屋顶，像个瓷杯盖。观景台立着一些宣传栏，其中一块“猪文化”展牌说：“猪代表着纯真、忠厚，非常容易被满足，吃了喝，喝了睡，简单快乐，尽管有时被主人拿棍棒抽打，仍保留一颗纯真的心，毫不计较，忠诚宽厚。”
另一块展牌揭示了真相：从简单食用猪肉，到将猪肉烹饪成美味佳肴，猪，国家需要你，人民需要你。
明兴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也是一个猪主题公园
猪文化的宣传栏
三、为什么要进口种猪？
养猪就是为了吃肉。
1958年，中国拍了一部科幻电影叫《十三陵水库》，电影的后半部分是人们对20年后中国的想象。猪肉是那个想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幻想到了1978年，中国将彻底实现吃猪肉自由：每年每个公社社员可以被分配到365头猪。算下来每人一天领一头，而且每头都在1500斤以上。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疯狂，但几十年后，中国人吃猪肉的自由真的实现了。这里有一个对比：1961年中国人每年平均吃2.4公斤猪肉，到201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8.4公斤。平均算下来，每个中国人每年会吃掉半头猪。这意味着中国消费了世界一半的猪肉。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克服了土地和资源的限制，为13亿人解决了粮食问题，这被描述为“中国奇迹”，而猪肉是这个奇迹的关键点。
1978年也是中国养猪行业“腾飞”的起点。改革开放前，大部分的猪掌握在农民手中，每家养一两头，不交易，猪肉是奢侈品只能偶尔吃一吃。但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农业生产和分配进行放权后，农民被允许销售农产品，猪肉成了可以被大规模交易的商品。随后，中国的养殖业得以迅速发展，而新的发展的方向便是工业化——产量增加，价格下降，猪肉也成了中国人餐桌上的普通食物。
另一个关键年份是2006年。这一年爆发了蓝耳病，导致中国的活猪数量大幅减少，政府试图结束“全民养猪”，理由是农民养猪的抗风险能力弱。此后，限制农民养猪的政策陆续出台。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散户养殖的比例从2002年占养猪户总数的73%下降到2010年的34%。与此同时，规模化的养殖场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朱淋所在的明兴公司，就是在2008年从一个小规模的养殖场变成了一个大公司，不仅养猪、屠宰，还做肉制品加工，以及最为关键的种猪培育。
2013年，来自河南的万洲国际集团收购了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成为全球最大的猪肉公司。有评论说，这将帮助中国在国际生猪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这也被视为中国猪肉产业雄厚的标志。一些报道里用“最”来形容这家公司的强盛气势：全球规模最大、布局最广、产业链最完善、最具竞争力的猪肉企业。总之，在所有人印象里，中国是真正的猪肉大国。
但朱淋告诉我，如今我们吃到的大部分猪肉其实都是外国种猪的后代。某种程度上，它指向了一个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的议题：中国是猪肉大国，但不是猪肉强国。
强国的意思是，我们能否不再依赖进口种猪，只靠本土种猪就能繁衍出优质的后代。中国的本土猪曾经很受欢迎，比如金华火腿，用的是浙江的地方品种金华猪，再比如回锅肉，最适合做这道菜的也许是重庆荣昌猪。这两种猪都称“熊猫猪”，因为单看外形，金华猪的整个头都是黑的，屁股也黑。荣昌猪的眼圈是黑的。
但这些中国本土猪正在“消失”。金华猪的母猪数量，从1980年的25万头，降到2007年的1万多头。原农业部做过统计，中国90多个地方品种猪，有8个已灭绝，5个濒临灭绝。
本土猪的逐渐被淘汰，看起来是个正常的选择。因为本土猪长得太慢，产仔也少，更要命的是太肥了——中国人早就不爱吃肥肉了，觉得不健康。而且随着中国人对猪肉的需求越来越高，本土猪的产量速度早已跟不上了。而外国猪完全相反，它们生长速度快，产仔多，瘦肉率很高。
2020年，中国进口了大约三万头种猪，它们将影响中国成千上万的后代猪。一些学者与专家认为，引进外国猪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果只引进不育种，种猪会慢慢退化，结果便是陷入恶性循环，只有不停地引进再引进。
在养猪业这个圈子，这引起了新一轮讨论。2021年两会期间，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新希望的董事长刘永好有一个提案，他把种猪比喻为猪芯片，他说：“正如芯片对手机的重要性一样，‘猪芯片’就是当前猪产业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他呼吁中国的生猪行业必须要进行自主创新，否则，整个种猪繁育体系将受制于其他养猪先进国家。
也有人认为这种看法太耸人听闻。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时建忠说，中国畜禽种业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即使出现断供等极端情况，中国畜禽种业也不会“一卡就死”。
朱淋提到了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那份文件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要捍卫粮食安全。他说：“这个粮食安全应该也包括猪肉。种猪‘瓶颈’问题是存在的，如果哪一天外国不让你去引种，那国内养猪的生产效率就会降低，需要大量的成本才能满足中国人吃猪肉的需求。”
对于吃猪肉的中国民众而言，大家最关心的是猪肉价格的变化。像猪肉这种特殊农产品，即便是小幅度的供给波动，都将引起价格的剧烈变化。比如2007年，中国生猪供给减少8%，而猪肉价格却上涨了65%左右。至今有几个词仍然停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比如“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普通农产品的价格涨跌，会在民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应，而猪肉价格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热门话题。
朱淋说，要解决“瓶颈”问题，就要将外国猪种和中国猪进行结合，培育出优质的中华猪种，这样才不会受制于别人。朱淋的意思，好像在说，猪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
但回到育种的技术上，或者回到中国本土猪的保种，似乎都是一个现实层面上的难题。
外国猪的特点是生长速度快，产仔多，瘦肉率高，图片由朱淋提供
四、本土猪保卫战
林其鑫是2020年度“全国十佳农民”，来自重庆永川，他有个外号叫“西部养猪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自己从小就接触猪，而且都是土猪。15岁那年他开始在重庆市区卖猪肉。像所有励志故事的叙事，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开了一家养猪公司。公司的官方介绍中，他的形象完全不像一个农民：“林其鑫，个子不高，但很匀称，常年留一碎平头，既不落俗套又带有几分时尚。”
2021年2月，林其鑫和刘永好一起出现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对话》节目。这期的主题是《一头猪的中国“芯”》，在节目里他们似乎各司其职，刘永好不断强调“猪芯片”的重要性，林其鑫叙述自己养土猪的经验，他认为养土猪的成本高，但卖价也高。
林其鑫养的土猪是荣昌猪，这种猪在1985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品种。林其鑫的目的很简单，他想搞规模化养殖，因此他让员工专程去各地的农民家里寻找荣昌猪，在武隆、綦江、什邡、云南、贵州等地，最后收集了荣昌猪种猪共235头，其中183头是母猪。
在外国种猪“占领”中国市场的几十年里，荣昌猪的数量一直在减少。《重庆日报》的一篇报道说，2018年初，荣昌的“能繁荣昌母猪”大约3.5万头，但到了2019年底，这个数字迅速降到了1000多头，是有记载以来100多年的最低值。
不过，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也许是非洲猪瘟。为了保护荣昌猪这个珍贵的品种，整个荣昌如临大敌。
当地政府先是花240万元购买了两套移动猪舍：国家级荣昌猪保种场、重庆市级荣昌猪保种场。那里养殖的是60头荣昌母猪，12头荣昌种公猪，这叫活体保种。
活体保种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政府鼓励农民分散养一些荣昌猪。
最后一个活体保种的方式是生物技术，他们冷冻保存了荣昌猪的13个血缘，3万支冻精，还有一批荣昌母猪的耳组织。
这意味着不论发生任何情况，荣昌猪绝不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对当地政府而言，荣昌猪背后的经济与政治价值足以让这个地方变得更繁荣更强大。2021年4月，荣昌建成了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畜牧单品种国家级大数据服务平台。中心的副主任陈强告诉我，荣昌猪的全产业链的产值能够达到三百多个亿。
在重庆的荣昌新区，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是一栋方形环建筑。大厅中央立着一只巨大的卡通猪头。工作人员说，这里无论什么都以猪为中心。这个圆环形的大厅四周，几乎都是大屏幕，其中一些屏幕监控着九个猪场。有的镜头是俯视，一群猪像蠕动的白虫。有的是全景镜头，里面一只猪也没有。更多的猪在睡觉。还有几头围着喂食机器趴着，不用人出现，机器全套服务每头猪。
这些高科技的智能设备彰显着新的发展方向，这似乎是让中国成为猪肉强国的关键一环。不过，复杂的现实总是会打破完美的设定，大数据中心的一张屏幕上显示了“荣昌指数”的趋势图，从2021年5月到9月底，猪肉价格一路下跌。工作人员说，和2020年8月的最高点比较，猪价下降32.03点，跌幅为23%。
陈强说，以前的荣昌猪长不快，但现在的生长速度跟上来了，因为荣昌猪也杂交，比如在荣昌猪育种中加入丹麦系的长白猪血液，培育出瘦肉型猪——新荣昌猪I系。
但真正的荣昌猪在哪里呢？
如果你前往当地的菜市场，很多猪肉摊都写着“土猪肉”，他们称自己卖的就是土猪——但这些猪其实是进口种猪杂交了一代又一代之后的品种了。
一个摊贩说，现在谁还养荣昌猪啊，得亏死。
郭平还在养荣昌猪。她曾在重庆市区一家服装品牌做销售主管，2007年她辞职回乡养荣昌猪，当年就赚了将近20万元。十年后，她靠卖繁育种猪苗，卖了1200万。在荣昌，郭平成了著名的养猪大户。
郭平的养殖场在荣昌乡下的一个村子。前往郭平养殖场的公路两边，全都是种猪的广告，卖荣昌猪、外国种猪，也卖其他中国品种猪。如果路左边叫“天龙帅壮种猪场”，右边的就叫“易饲养种猪场”。村子有个小广场，广场正中央也是一尊猪的雕塑。从广场再往前走了一会，一个叫兴旺种猪场的广告牌出现了，广告牌上有一张郭平的照片，是她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留影。
前方传来一阵猪叫。我快步走过去，因为现在见到活猪非常难。一个男人捉着猪崽的后腿，从猪圈走出来，外面站着几个男人，正挑选笼里的猪。他们看见我，也不惊讶，什么都没问。几个男人说，他们来自彭水县，来荣昌买种猪。他们预测接下来的一年猪肉价格会回升，要趁这个机会多蓄一点，“越便宜越要买！让猪多生点仔。”
进猪圈里捉猪的那个男人，是郭平的老公，刘老板。
我猜测这几头是太湖猪，脸上都是褶皱，耳朵大，像烟叶，全身黑棕色。一个男人说，没错，就是太湖猪。
他们把这几头猪装好，放入车厢。天空开始下雨。
刘老板说进里面坐，屋子里几乎挂满了“荣誉”：养殖业大户、百名农村妇女致富能手、养猪大王。他的桌子上摆着两只猪的装饰物，刘老板说这就是荣昌猪。门上还贴着荣昌猪的卡通图片，旁边写着：荣昌猪雄起！厉害了荣昌猪！“今年生意不行了。”他说，非洲猪瘟没让他们的猪死掉，但政策规定，不能跨区买卖活猪，客户一下子少了，生意也就跟着降了一半。前几年卖价高，还能赚钱，一头20多斤的荣昌母猪能卖到2700元，但2021年只值几百块。
“我们都跌这么惨了”，他小心翼翼地抱怨，“为什么还要去进口外国的猪肉？”
当地畜牧局的一位官员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分析认为，进口的部分原因还是在于外国冻肉的成本更低。他说，“美国猪肉成本每斤大概四块钱，中国的平均成本八块钱，相差一倍，进口当然划得来。”
陈强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是合同肯定在前一年就签订了，没人预计到今年国内猪肉价格如此便宜，但签了合同就得认。这些合同几乎都在2019年签订——那时猪肉短缺，中国不得不依赖大量的猪肉进口，到了2020年，中国猪肉进口数量为439万吨，同比增长108.3%。
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农民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们相信养猪的春天终于又来了。但他们想错了。
正在售卖的一只种猪，品种是太湖猪
郭平办公室的荣昌猪摆件
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的监控屏幕
五、农民喊：谁要精子？免费送
赵普是一个养猪的农民。2020年他还在养鸡，不过没有赚到太多钱，这一年中国猪肉价格奇高，在赵普的村子，猪肉最高能卖到32元一斤。他向父母借了好几万，加上自己的积蓄，一口气买下几十头母猪仔。他还买了一头公猪，希望把公猪的精子卖给村民。那头公猪是大白猪，母猪也是，都是从镇上买的。其实这里的村民也搞不清什么品种，只知道十多年前的母猪是黑的，现在的母猪都变白了。
中国养猪的层级是金字塔结构，原种猪的地位最高，下面是扩繁母猪，它们得根据情况和不同类别的种猪杂交，或者和同类相配。扩繁母猪再生产出新的母猪，或者是商品猪。赵普拿到的，是最底层的猪。
前几年他没有想过养猪，主要因为当时的政策很严厉，2014年实施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这是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接着全国开始在多个区域划定禁止养殖区。2016年，国务院《“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里提到，猪和环保关系要成为处理重点。第二年底，一些地区直接禁养生猪。
不过到了2018年，非洲猪瘟的爆发导致猪肉产量大幅下跌，猪肉价格猛涨，于是多个部门同时出台了很多条措施来支持生猪的发展，比如：生猪养殖取消15亩上限规定，严禁采取“一律关停”等简单一刀切的做法。2019年，猪肉供应依旧紧缺，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发布通知，对规模养殖场提供相应的贷款与补贴。
赵普家附近的一个农妇就在2019年向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了十万元，她买了20多头猪，修了一个养殖场，猪养了半年就肥了，卖出时正是高价口。她还清了贷款，还另赚了10多万。
这个养猪的致富故事，鼓励着很多像赵普这样的村民。所有的环节都在变得快速，让猪快速怀孕，让猪快速长大，然后快速宰杀，再让人们快速消费。
但养猪的春天还没开始，冬天就来了。到了2021年2月，猪肉价格大跌，白条猪甚至跌到每斤5元。这一年，没人想让母猪继续怀孕，谁都喂不起母猪了。
赵普只好在朋友圈和短视频里喊：谁要精子，免费送。
重庆一位畜牧局官员说，这太不寻常了，近十年都没这么低过。当地玉米每斤要1.7元，赵普算了笔账，现在他养殖的这些小猪每个月至少需要6000元，还不包括人力成本。很多村民不甘低价售卖，但继续养着，只会亏得更多。
村民们寄希望于政府，认为政府不会不管。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国家储备肉的国家。国家储备肉是中国商务部设置的活猪储备和冻肉储备，能应对突发事件，也用来平抑肉价波动。2021年7月，第三轮储备肉开始收购。但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这对猪肉价格不会有太大影响，只是给市场增加信心，猪肉将会持续低价。
两个月后，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友详提出了倡议：大家趁这个机会，多吃猪肉。
市场进入了典型的“猪周期”经济现象。猪周期的逻辑是，因某种原因造成猪肉价格下跌后，养殖户便开始大量抛售母猪，接着，生猪供应量减少，这时肉价上涨，养殖户见状又会大量买进，造成母猪存栏量大增，而生猪存栏量就会过剩，最后，猪肉价格再次下跌。所谓“价高伤民，价低伤农”。
赵普所在的村每逢农历的二、五、八都会赶集，赶集前一天，屠夫会把从农户手里收来的猪用电击杀掉。这条街有9个屠夫，他们占据了街道的不同方位，早晨的肉价最贵，每斤猪肉15元。一般情形下上午11点左右就会卖完，但今年的很多时候，到了下午1点，很多屠夫的摊位上仍然摆放着100斤左右的肉，他们只能把价格降低，13元，12元，11元，希望尽快卖完。
对于政策的变来变去，赵普搞不明白，他说：“需要你的时候就鼓励，不需要你的时候就禁养。”不过他有着自己的理解：“上面的政策很好，问题都在下面。”
2020年，很多农民都希望通过养猪致富
六、“让少部分人先吃我们的肉”
我很想试试“西部养猪王”林其鑫的土猪肉，他曾在电视里说，“我们走的是高端路线，在差异化里，走出类似爱马仕奢侈品这样的高端路线。让少部分的人先吃我们的肉。”但在北京，似乎很难找到他们的店面。
不过，网上有另一些“高端”的土猪肉生产者。济南一家饲养黑猪的公司称，他们的猪养殖时间更长，会跳水，还会游泳——“跳水的猪会更健康”。广西一家公司试图给巴马香猪喂食微藻，声称能提高猪肉的营养价值。我不太清楚这些所谓的“黑猪”，是不是真正的纯中国品种猪。比如川藏黑猪，血统其实来自四种猪：藏猪和梅山猪，以及两种引进的“洋猪种”。
在北京，我前往一家超市购买猪肉。这家超市有专门的猪肉区。左边是高端猪肉售卖区，右边卖的是普通猪肉。高端区的灯光十分明亮，工作人员穿戴整齐，站在银色外壳的冰柜旁，显得尤为专业。普通区就相形见绌了，整体看起来黯淡不少，冰柜也普通，这似乎让里面的肉都显得很僵硬。
高端区的冰柜旁放着几张广告牌，上面写着：“有机黑猪，自然生长360天以上！”“散养黑猪肉，厂家直销，安全放心！”
高端黑猪的精品肋排价格要59元，比普通猪肋排贵了20多元。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想买精品肋排。但他跟售货员说，他是老顾客了，便宜点，55一斤吧，到手的生意别飞了。我急忙说，55卖了吧，我也拿一块。
“吃起来有什么区别吗？”我问他。
“没啥区别”，男人说，“就是心理作用呗！”
主要参考资料
1、《养猪学》，Palme J.Holden,M.E.Ensminger著，王爱国主译，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2、《中国的猪肉奇迹？中国猪肉产业的大型农企与发展》，谢敏怡，谢法利·夏尔马，2016年12月
3、《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建议解决种猪“卡脖子”困境 打好种业翻身仗》，綦宇 ，《21世纪经济报道》，2021年3月
4、 In China,Pigs Are Flying,Almost.Chris Buckley,NYT,2015.5
5、Behind China's'pork miracle':how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rural hog farming,Xiaowei Wang,The Guardian,2020.10
6、《打好种业翻身仗——重庆种业系列报道 ① 荣昌猪保业战》，周雨，《重庆日报》，2021年4月
7、《中国养猪往事》，饭统戴老板
8、《生猪育种翻身仗：不仅要打破垄断更要迈向高端播报文章》，雍 黎 、韩文媚，《科技日报》，2021年7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旁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