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金融评论（ID：FFReview），选自《复旦金融评论》第13期，作者：沈建光（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京东集团副总裁），编辑：张静，原文标题：《电商平台抑制通胀的“亚马逊效应”》，头图沈建光，来自：视觉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全球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担忧持续上升。用来解释通货膨胀的传统理论，在危机之后渐渐难以解释当前全球通货膨胀表现出的新特征。而伴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如何影响通货膨胀逐渐成为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新货币理论下的突围之路
当前，全球经济资产大膨胀，新货币理论已经悄然在实践。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下各国采取的应对政策与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货币宽松协同财政大幅扩张。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此次财政支出力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各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最初是危机应急手段，但后来在流动性陷阱下，已经完全成为降低财政融资成本的工具。如此大规模的货币财政协同，是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
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也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当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但财政刺激规模占GDP比重仅为6%。然而，2020年美国财政刺激规模占GDP比重则高达25%，几乎相当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5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刺激计划旗鼓相当。这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极端的宽松政策。
另外，在海外各国央行成为本国国债的重要持有者，也有人说这是变相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央行持有国债占比大幅上升，且趋势愈发明显。2020年，美国央行持有国债占比达25%，2012时这一数据仅为8%。日本的情况更极端，2013年日本央行持有国债占其所有国债的比重只有12%，2020年占比则高达45%。
随着各国平衡预算理念打破，债务利息负担可持续成为更加重要的指标。2007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债务率不断上升。在美国，拜登“新政”无论最终以何种方式落地，支出与增税的缺口都需要赤字和发债来填补。欧盟的8000亿欧元复苏基金（NGEU）也需要将偿债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但目前随着利率下行，甚至不少国家实行零利率，虽然债务率不断上升，但利息支出比重反而下降，因此财务可持续性其实是增加了。
所以，在大规模刺激之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非常迅猛。财政刺激规模越大、越直达居民，经济恢复速度越显著。需求侧改善速度尤为明显，且与刺激力度呈正相关。其中，美联储预计2021年美国GDP增长7%，总量将超过疫情前的趋势水平。
全球通胀预期渐起
新货币理论建立在没有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目前，通胀压力已经开始在各国显现。从发达经济体到新兴经济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都在上行，只有日本属于例外。主要大宗商品较疫情前也大幅涨价。
作为本轮财政货币政策扩张最为激进的国家，美国通胀压力尤其明显。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美国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高达5.3%，为2008年8月以来最高，并且已经连续4个月都在5%以上。
尽管美联储一直强调通胀是暂时的，但目前这一论调不一定站得住脚。通胀压力上行就意味着央行要加息，美国接下来的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很大制约。输入通胀亦有压力，美国进口价格指数持续上扬。其中，美国自华进口价格虽有所抬头，但幅度不及欧盟、拉美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但截至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仅涨3%，可以说中国对美国抑制通胀有很大贡献。
与此同时，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也加重通胀压力。新货币理论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全面推高股、债、商品等各类金融资产价格。虽然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反而在低位徘徊，凸显流动性泛滥。同时，超低利率和低居民杠杆促使多国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美国成屋库存月数降至1个月左右，几乎“无房可卖”。
历史上，类似政策曾多次引发持续通胀。智利、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都曾进行类似新货币政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但在经济取得一到两年的增长后，政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恶性通胀、经济衰退和货币危机。
但日本属于例外，安倍经济学的货币财政政策没有引发日本通胀持续上行，原因是日本政府过于关注财政平衡问题，没有实施明显的财政扩张，相反还两次上调消费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尚且可控。接下来美国作为这场重大“实验”的代表能不能控制通胀，仍有待观察。
另外，中国也面临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8月份，全国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5%。主要由于原材料价格上行压力向下传导不畅，成本上涨对中下游企业利润造成挤压。2021年1—5月制造业上游行业营收利润率明显上升，而中下游行业多数出现下滑，且营业成本率普遍上升。民营中小企业受成本上升的冲击更为明显。2021年1—5月国有控股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相比2020年明显下降2.05元，而私营企业则增加0.26元。
全面降准有助于通过金融机构增加实体经济资金来源，加大对中下游小微企业的支持。目前，中国央行已经开启了全面降准的动作，一方面是预先防范全球大放水之后可能引发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利率支出占比较高，财政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因此要降低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利率负担。
电商平台何以平抑通货膨胀？
数字经济时代，电商平台迎来了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和消费市场供需特征的变化，由此对物价产生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十亿价格项目（Billion Price Project，以下简称BPP），通过搜集互联网上的商品价格信息，不仅计算出20多个国家的每日网上价格指数，并且认为电商平台的发展能够起到降低通货膨胀的作用。
借助于十亿价格项目，电商平台平抑通货膨胀的“亚马逊效应”发现：商品线上和线下的价格出现较大程度的趋同，同时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可以享受相同的价格，称为“统一定价”，其中亚马线上商品在不同地区进行统一定价的比例高达91%，而线下零售商则为78%。
美国、日本、韩国等央行都认为“亚马逊效应”在抑制通胀方面中发挥了作用。比如2018年3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曾表示亚马逊是美国过去十年时间里，通货膨胀下降的原因之一。日本央行也曾在其央行官方文件中，提及过亚马逊效应在日本通胀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我们总结了电商平台稳定物价的四条渠道。
一是拓宽市场边界，降低信息不对称。也就是消费者不仅能够跨地区买到商品，而且不会因为地区原因受到“价格歧视”。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商平台打破了传统线下零售的“地域分割”，支持消费者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购买商品。对于商户而言，电商平台也能通过打破市场分割，改变厂商的定价模式，促进“统一定价”。这对促进通胀下行是非常有利的。
二是促进市场竞争，降低商品价格上涨的刚性特征。从零售商方面来看，电商平台通过提供各种商品的实时价格和优惠信息，提升零售供应商之间的竞争程度，降低商品定价的溢价水平。从消费者方面来看，电商平台让商品之间可替代性增强，降低了消费者对单一商品的“价格黏性”。比如，线上猪肉商品价格的环比变化更加频繁、降价次数更多，显示出较小的“价格黏性”。
三是随着线上消费占比逐渐增加，伴随着消费品生产企业以及零售商多渠道、多元化的销售策略，线上商品和线下商品重合程度不断上升，线上商品的价格变动会传导到线下商品价格，使得两者之间的联动性增强。
四是促进形成理性预期，降低突发事件下供需缺口对价格带来的巨大波动。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常在疫情等重大冲击下，消费者易产生“过度恐慌”心态，进而被诱发囤积商品行为，从而加剧价格上涨预期。
得益于电商平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市场供需匹配，同时将需求信息向供应商生产传递，及时补充急缺用品生产，进而有效降低了供需缺口对价格的冲击。2020年年初防疫物资需求旺盛，2月25日的口罩需求相较于2月23日增加了近4倍，但同期口罩的价格却依然保持相对平稳的走势，并未出现大的波动。
另外，电商可以非常精准地预测需求，大幅降低库存，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结合以上四点，可以看到电商平台可以让价格变得更加灵活，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金融评论（ID：FFReview），作者：沈建光，编辑：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