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记者王磬发自英国格拉斯哥，头图为COP26大会主席致辞，来自：视觉中国
10月3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正式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两周中，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将就各界关心的气候议题展开商讨。
COP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是各国政府官员讨论与协商如何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年度性会议。第26次缔约方大会称为COP26，由英国与意大利共同举办。原定于2020年举行，但由于疫情推迟至今年。
气候危机正在以越来越日常的方式入侵人们的生活。从频发的极端天气到全球性的能源短缺，应对危机不仅需要民意的支持和政治的决心，也需要技术的发展和落地的智慧。作为全球最重要、最权威的多边治理机构，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大会备受瞩目。对于COP26，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又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界面新闻近日专访了知名环保公益人士马军。
COP26期间的格拉斯哥。摄 | 王磬
以下是访谈实录，刊发时经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随着气候议题越来越受关注，这些年国际上有很多关于气候的会议。比如去年12月份，由联合国跟几个欧洲国家合办的气候雄心峰会；再如今年4月份，由美国牵头召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也就是COP，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马军：首先是参与的广泛程度。你提到的那些气候会议都是区域性的，由一些国家和地区自己组织的，但COP是全球真正最广泛参与的大会。像今年在格拉斯哥召开的COP26，可能会有150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来参与。这还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否则人数可能会更多。其次是它的国际法效力，是最权威的机制，地位是不一样的。
界面新闻：COP26本来是去年召开，由于疫情没能如期举行，顺延到了今年。我们知道，其实许多基本共识是在气候大会真正召开之前就已经大致达成了，但是每年的谈判都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您认为今年的COP26有哪些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有哪些成果可以期待？又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
马军：在所有的COP中，今年的COP又有其特殊性。2015年COP达成的《巴黎协定》是一个里程碑，里面规定每五年需要一次“审核”，更新每个国家承诺自主贡献的碳排量——也称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这一次的审核与更新本来应该是2020年完成的，由于疫情拖延到了今年。所以它并不是一次一般的COP，而是《巴黎协定》之后最重要的一次COP，因此备受全球瞩目。
一些重要的报告，比如今年8月份发布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已经赶在COP26之前发布了，被认为是向全球发出了又一次清晰的红色警报。一些原来没有做出NDC承诺的国家，可能会在COP26前做出表态。中国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也大幅提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尤其是设定了碳中和的目标及时间线，本周也刚刚提交了NDC。
议程上来看，最核心的就是如何才能将温度升高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从各方的研究来看，未来十年对于控制温升十分关键。《巴黎协定》所有的承诺加在一起，也远远不足以确保达成“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更不要说1.5摄氏度。所以这次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多大程度上提升这样的决策意愿，大规模地、深度地减排。
（编者注：2018年，一份由数千名科学家和多国政府编写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发现，通过将全球气温的升幅控制在相较工业化前水平的1.5℃以内可以避免最恶劣的气候影响，并保持宜居气候。根据最新数据，全球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06~1.26℃。即使当前的承诺全部实现，全球气温仍将在本世纪升高2.7℃）
其次，还有一些更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讨论，比如能源结构的调整，像最近关注较多的去煤。《巴黎协定》中也还有些没谈妥的议题，比如如何在全球用更加一致的市场化机制去推动减排。又比如，发达国家之前承诺，在2020年以前每年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但这尚未能兑现，也需要更多的谈判。
今年有一个特殊的困难是，由于疫情的影响，会前的面对面交流变少了。同时也受到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一些大的经济体之间，没能在会前就这些问题开展更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在2015年《巴黎协定》之前，中美就已经发布了联合声明，这样大方向明确了，谈判就相对容易一些。但这次可能很多问题都只能带到格拉斯哥来谈，就很可能会延期。
界面新闻：这次COP召开的前两天，G20峰会在罗马举行，许多与会的国家领导人会从罗马直接飞到格拉斯哥。在COP26近两周的议程中，也是先由领导人们开峰会、之后再进行技术性的谈判。在您看来，政治意愿是气候行动中最关键的问题吗？
马军：COP通常都是先由领导人开会，表达宏观的政治意愿，形成政治上的共识，再进入部长级的谈判，去谈技术和细节。如果反过来，这个过程就会很难。今年中国派出的代表是解振华特使，他在整个气候圈内是受到广泛尊重的，有丰富的经验、广泛的人脉和难能可贵的热情，被认为是真正关注和期望推动气候行动的领导者。由他来代表中国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界面新闻：去年，中国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目标。本周，中国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也提交了NDC的计划。尽管中国已经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表态与行动，国际上仍然有声音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努力不够。您如何看待？
马军：气候行动涉及到巨大的利益，涉及到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要应对严峻的形势，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公平性，这些都比较复杂，有很多博弈。所以有不同的意见也是非常自然的。这次可能比之前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巴黎协定》达成的共识是大家都自主贡献，现在这方面的机制希望能够更刚性一些。
中国也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并不容易。我们看到印度就拒绝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其实对中国来讲，碳中和更重要的是代表一种决心，这对全球降低灾难性气候风险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中国有一些目标看起来可能跟2015年有相似的地方，但其实仍然有微妙差别。比如说当时也提到2030年左右碳达峰，但不确定是左还是右，这就有可能拖到后面，但现在是承诺在2030年之前要碳达峰。中国的习惯是要去严格遵守这些承诺，包括希望去超额达成，而不愿去提出可能不太容易达成的目标。所以我的判断是，现在我们看到的NDC应该是中国的底线，它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给各方去努力。
比如说，我们要确定达峰时的峰值到底是多少？我们现在还只有一个强度的指标。而2060年碳中和相当于是有了一个总量的指标——完全的中和到0——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总量指标。有了它以后就可以更好地引导社会各界朝向这个目标努力，能够确保达峰是一个高质量的达峰。激发碳市场、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这些市场化的手段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应用。
界面新闻：全球眼下仍在经历新冠大流行。历史上看，当社会面临更迫切的危机时，气候、环境议题就会在优先级上往后退。例如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谈判结果。今年为了复苏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许多国家都新增了投资，但这些钱中只有大约五分之一投到了带有绿色元素的项目之中，其余多数仍然投给了传统的高耗能产业。您如何看待新冠疫情之下推进气候行动面临的新挑战？
马军：这次格拉斯哥的COP26可以说是命途多舛。先是因为疫情而推迟一年，然后是赶上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这次气候大会是在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在美国、英国、欧盟、中国都出现了需要重新释放煤炭生产能力的情况，以应对紧急的能源短缺。全球不得不重启一些化石能源，比如之前关闭了那么多煤矿，现在不得不重开一些，它是一种挫折，全球都在遭遇着这样的挫折。
从这些“挫折”可以看出，全球要进行真正的所谓“零碳冲刺”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现在很多条件还不具备，不够完善。比如被寄予厚望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危机中间就暴露出它的不足。因为它不能做到完全可持续地、连续地去发电，这是它的天然属性。想要让它更多地发挥作用，就必须要有很多的配套政策措施。
中国近期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防止“运动式减碳”，这些都反映出，全球还是不宜以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方式去处理气候问题，还是得严谨地研究，到底需要怎样的保障才能更好地转型。目前来看，跟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关键技术，至少有一半都还没有到位，还没有真正研发出来。比如跟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储能，长距离电网的常规输送，等等，这些技术都需要去完善。
界面新闻：“去煤”也是今年气候大会的一个焦点议题。中国近来有不少动作，比如早前宣布不再在海外投资建立新的煤电项目，今年启动的碳市场也以发电厂作为切入点。但如你所说，煤电废止的进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如何看待中国在去煤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马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禀赋和优势，有一些优势能够帮助该国推进能源转型。比如美国有页岩气、页岩油，它其实是化石能源，但是它更低碳，可以作为去煤过渡期的一个选项。比如英国是靠北海的风电，它就大量地去推进海上风电技术。比如德国，南有光伏，北有风电，挪威有水电，德国与挪威之间就形成一个互补。有风的时候，两国都用风电；没风的时候，两国就都用水电。这个很好地解决了过渡期的不稳定性问题。我觉得这些也都值得我们借鉴。
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意识到控制需求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即使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也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国家一方面释放一些煤电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严控“两高”——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增长。能效上我们还是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对中国来讲，最难是的用什么去做基荷（baseload）——基础的负荷，如果不用煤电，那要用什么去保障？有人说核电，但核电因为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只能在沿海搞，内陆还是比较难去开展，所以作用有限。也有人说水电，就必须要建特别大的水电站，才能保持稳定。像今年因为南方雨季比较干旱，也影响了一些水电发力。但是建大水库的时候，又会有生物多样性、移民的次生问题。同时，我们的天然气资源又是非常少的，所以煤电在一定的阶段可能还是无法很快完全去除。
那我们要思考如何去改造它，让它能够辅助于可再生能源不断地扩展。光是倡导“去煤”是不够的，而要先把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行。
界面新闻：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期间，由气候少女格雷塔发起的Friday for Future也会举行游行。一方面，格雷塔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关注气候议题，特别是在欧洲，许多第一次获得了投票权的年轻人在选举中投给绿党，把当地的政治生态往更环境友好的方向去推进。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他们的做法过于理想主义、脱离现实。我知道您在达沃斯论坛时曾经与格雷塔同台演讲。我很好奇您对于年轻人参与气候行动的看法。
马军：我还记得我们在推进绿色供应链的时候，推不动，有一批年轻人真的是很有创造力，他们就自己拍了视频，包括给这些大品牌写信，拍视频发到社交媒体上。他们特别清楚地写到，作为这个品牌的消费者，我们关注环境表现，我们希望生产过程中不要产生这些污染，不要对社区造成健康的影响，这些最后都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我非常认同年轻人的参与。
格雷塔和这些年轻人所做的工作，很大地提升了全球对气候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西方，它直接挑战了主流社会，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其历史排放所造成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苛求这些年轻人都变成气候专家，他们只是去将这个问题抛出来，造成压力，这本身就有它的价值。
但是，这之后需要大量的更加专业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才能让这些事情真正去落地。比如像刚才提到的去煤，不是说直接把它全去掉就万事大吉了，它背后牵连着大量的经济和民生，需要把它们都统筹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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