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范阳（ID：beingmorehuman），翻译：Helen Han，作者、校对：范阳，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思想就像基因一样，需要通过表达来传播和互相吸引，并且生成新的东西。这个公众号是我的学习笔记和分享新知的地方，我希望会有一些人能从中得到启发，用在自己的创造和事业当中。
最近很高兴有几位朋友愿意帮助我来发现和编辑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这篇文章要谢谢我的朋友Helen Han， 她在国庆假期志愿帮助我翻译整理了一篇英文博客里的文章。
这个博客先是在另一位朋友刘梦溪的朋友圈看到的，他在加拿大做创新产品交互设计。我觉得很有意义，博客就叫做 Letters to a Young Technologist(致青年技术专家的几封信)， 里面有五篇文章，写作者也分别是五位年轻的科技行业工作者，并且主要的发起人是华裔。
Saffron Huang是在谷歌的人工智能部门 Deepmind 做研究工作，Jasmine Wang 过去在 OpenAI 工作也获得了 Thiel Fellowship， 现在她创办了一个 “科技乐观主义” 的杂志 Kernel(科技内核，kernelmag.io），并且运营Reboot（joinreboot.org）这个由志愿者组成的社群，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年轻科技行业工作者和技术专家讨论 “科技如何塑造我们更好的集体未来”。
欣赏作者这句在社交网络上的自我介绍：追求美，努力成为我们下一代的好祖先。
以下分享的这三封信，来自于作者开源的社群。很高兴我也能实践这样开源的方式，得到这个信息，并且在有共同兴趣的朋友的帮助下翻译成以下的文字。
What is Technology? 什么是技术？
Value Beyond Instrumentalization 超越工具化的价值
To be a Technologist is to be Human 做一个技术专家就是回归做人
致青年技术专家的几封信
引言
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希望去反思，以及期望去合作。我们这些年轻人希望去反思自身作为科技专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启发围绕这些话题的对话。
我们意识到科技专家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创造的工具可能会影响亿万人的生活体验。但是我们在进入科技行业追求事业的成功之前，对这个行业的历史知之甚少，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也惊人的浅显。
我们这个项目是从一个叫做Interact Circle的公益项目开始的，我们每周都组织会议与彼此交流和探讨话题，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都许多乐趣。我们阅读书籍，文章和论文，辩论科技的金字塔上的方方面面，科技圈的文化还有硅谷是什么，我们和而不同，取长补短，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分别写下了一篇文章，总结我们的讨论。
我们以写信的方式，写给你们 — 年轻的技术专家们，希望你们也能聚在一起，去创造，思考以及玩味这些思想，最终带入到你们的生活中。
第一封信：什么是技术？
作者：Saffron Huang
作为年轻的技术专家，我们的工作行为会涉及到巨大的权力，社会对这些行为即钦佩又害怕。这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在过去，制造技术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劳工等级差不多：他们是卑微的陶工和青铜匠，而不是上太空的亿万富翁。柏拉图相信创造实物的工匠与哲学家相比是低一等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腐朽的物质世界，而不是纯粹的存在和理念。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技术一直在吞噬这个世界。现代技术的新地位和重要程度要求我们所有人要留出空间来探讨我们的工作引发的一系列关于意义和影响的重要问题。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思考：什么是技术？我们对我们的创造的东西了解到底有多深？技术日益增强的权力和影响似乎模糊了它的定义。科技就像云一样；它包裹着我们，但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它，因为它无处不在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对它再熟悉不过，因而对它的理解也很模糊。
与实践相距较远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过去对什么是技术进行了深入而严谨的思考。但是当代技术专家不应该只依赖于那些没有从事技术创新实践的人所做出的定义。相反，我们必须为自己而定义技术。
技术是通往终点的路径
而不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结技术的任何特性都应充分承认其本质上的目的驱动性。一个简单的定义是，技术是一种使事情变得更容易的工具、流程或系统。换句话说，技术是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可重复使用的、低阻力的路径。因此，通过实现这个路径，技术创新为选定的行动方案赋予权力和优先性。这通常是通过使其成为有效路径来实现的。例如，如果我建造了一个水轮机，我就是在创造一条新的、有效的路径——涡轮机通过引导水力在其叶片上产生力的过程——从而实现发电的目的。
毫无保留地说，相比其他达成目标的路径，我也更喜欢这条特别的——无论是技术的还是非技术的，来实现这个目标。使一些事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就是对该事物本身的认可。第一台数码相机就是一条通向终点的低阻力路径，这个终点是摄影级别的图像。它的发明和制造是对数码相机这条路径，相较现存的胶片相机的路径，可以更好地达到终点的认可。一项技术不仅背负着其创造者的认可；它也是一种宣扬自己价值的方式。理查德·M·韦弗（Richard M. Weaver）说单单是汽车被造出来，它停你家门口的路上，就是在邀请你去使用它。
优先考虑某些路径必然会忽略其他路径。技术必须有效地引导人们有限的精力和注意力；也就有必要引导人们远离某些东西。一项技术默默地认可了自己的路径和终点，当然也就抛弃了他路径和终点。通常，不同的技术叫嚷着要提供相互冲突的路径或终点；有时，某些技术最终会主导其他技术，从而使某些路径或终点被淘汰。例如，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许多人转而使用它们，不再选用胶片相机和暗房作为获得照片的路径。模拟胶片摄影的路径及其相关行为——效率低下但令人兴奋的工作流程，和对单个图像进行数小时的物理修饰的艰苦文化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了。模拟胶片摄影并不一定是不够好的，它只是没那么重要了，它用起来更麻烦，吸引力也更少了。
技术不是中立的。这些工具、流程和系统更倾向某些路径则必然会远离某些路径。技术创造者决定重视和认可什么，就会使某些道德倾向或是道德体系延续下去。即使两种技术拥有相同的目的，沿着不同的路径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Facebook 和 Instagram可能有相同或相似的目的（让人与人在线互联），但 Instagram 是通过使人们更具备视觉上的审美做为路径来实现这一目的的。视觉优先是Instagram的隐含价值。
正是因为技术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低阻力的路径，当一项技术广泛流行时，它也会倾向于以让那些因此变的容易的事情成指数倍扩张。当电视在美国大受欢迎时，人们在屏幕前被不间断的视觉刺激催眠的情况呈指数级增长。社交媒体的出现成倍增加了 “单向的类社会关系” 的发生，在这种关系中，只有一方知道另一方的存在。技术对行为的扩展越多，构成它的决策就越重要。
请注意，我们不是将技术定义为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将其定义为通向终点的路径。尽管许多技术人才将他们的工作视为“解决问题 problem-solving ”，问题出在旁观者的视角中；一个人在决定以某一特别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决定是什么构成了这个问题。该决策过程先于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且比解决问题的过程更为根本。
约瑟夫·邓恩(Joseph Dunne) 指出，当面临出现问题的情况时，“人们不是在为已经明确的目的计算不同的可能采用手段的效率。相反，人们常常在思考目的本身：对于一个特定案例，什么样的结果是令人满意，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创造技术意味着持续不断地尝试让世界变成更接近人们所希望的样子。技术专家们积极参与其中来决定那个所希望的样子是什么，而不是将已经清晰明确的问题交给他们解决。
区分技术与科学
“科学关注的是什么，而技术关注的是未来是什么”
—— 亨利克·斯科利莫夫斯基（Henryk Skolimowski），1966
至此应该可以明了，技术深深地纠缠在人类的意志和判断之中。技术当然不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 的，尽管它经常被描绘成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清楚。科学和技术经常被一同提及；虽然它们确实是相关的，但我们必须将两者分开，以完全理解独立于科学之外的技术是什么。
科学家是观察者，至少在理论上是，目的是将科学家的身份与科学过程分开。科学家的意志被限制在寻找普遍的、确定的和永恒的真理上。科学方法的构建是为了消除人类背景和干扰性的输出，因此从理论上讲，任何人应该都能复制一组结果。科学家特定的身份应该从这一过程中被剔除掉。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旨在成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工具性追求（minimally instrumental pursuit），因为它的目标是追求真理。相比之下，技术的工具性是非常强的；技术是关于依靠工具来追求各种目标的。
因此，以其理想化的形式，科学的方法限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而技术则放大了人的自由意志。技术绝不是源于既有的客观事实。它是由某人的意志生发出的，是合理化世界上确定的以及随机发生的事件而来的。
我们不是在追求“真理”；我们是在驾驭“真理”（We are not pursuing “truth”; we are exploiting “truth”.）。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科学探索也显著会涉及到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主观判断。科学家必须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调查，罗列和拟定要做的任务。科学也有被委托为完全出于工具性的目的。我已经指出，客观性和非工具性是科学探索过程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而现实当中并不一定往往如此。不过，科学和技术理想状态的差异性对人们构思和执行工作的方式有着重大的影响。）
尽管技术经常运用科学真理，但技术并不需要严格的科学。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工具，并通过不断试错找到了新的、更有效的方法来做事情，而不是需要有条不紊地追求真理。奶酪制作是一项古老的生物技术，但其起源从未依赖于微生物细菌理论。现如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即便如此，技术也不是由科学决定的。
任何试图通过技术应用科学的人都必须通过特定情况下的偶然性、限制条件和行为进行推理。比如在这个情况下什么是最合适和最想获得的？这样的问题会出现。科学注重于必然性和普遍性；技术注重于偶然性和特殊性。因此，技术不完全是根据科学得出的，不是某种1:1对等的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关口。技术专家就在这个关口伫立着，基于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科学认知，在无限的可能性中选择什么样的未来，把这个可能性变成切实的未来。
一项技术会优先选择一些低阻力路径来实现目标，其基本属性会涉及工具性和人的自由意志。它本质上必须是有目的性的。
相应地，不论是技术作品还是技术工件都不是中立的，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将一项技术视为纯粹的中性对象，就是忽略了设计中人的意图，以及人们赋予给与那些与我们交互的技术的意义，还有那些参与这个项目的无以伦比的媒介。
斯科利莫夫斯基（Skolimowski）断言，我们的技术追求主要在于为我们的愿望和梦想创造新事物。在我们将我们的代理范围内化后，技术专家的关键问题将变成：什么样的愿望和梦想值得具体落实，以及我们应该创造和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到达那里？
第二封信：超越工具化的价值
作者：Jasmine Wang
“因此，我的建议非常简单：无非是思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硅谷建立在 “快速突破，破旧立新(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的行为准则和无限的“技术可以解决一切事情”的主义之上。尽管这在2016年之后的技术后冲（techlash) 中有所修正，但快速突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仍然有很多论点认为技术是价值中立的，我们应该建造任何一切有利可图的东西。道德和监管的发展速度持续被技术的发展速度所超越，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道德债务”。
这种对行动胜过思考的赞颂反映在硅谷的文化和典型故事中。像《 Zero to One 》这样的书或像《 It's Time to Build》这样的文章一直在强调那些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产品迫切需要创造、创新、破解和迭代，而不是鼓励技术专家在这样做之前先暂停、反思和反省他们的责任。放慢速度最后会导致默认死亡；技术的节奏和速度使其如何被建造无暇顾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这种模式在个人层面反复出现：人们认为只有在实现了财务自由之后才可能顾及道德思考和决策。
这种工具化或将某事物视为实现某些最终目标的手段或资源的倾向，出现在许多技术专家的个人生活中。很多类型的“乐趣”都是目的驱动的。读书必须要有笔记系统；锻炼必须要量化与追踪；友谊需要在个人CRM中进行管理；休闲聚会和约会软件隐蔽着招聘任务。这种积极的工具化态度非常实用。技术专家们确定目标，然后有效地利用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最显著的成功案例是那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
然而，这也意味着硅谷，尽管拥有那些受反主流文化所启发的从根本上重新构想未来的言论，并没有为其想构建的未来创造足够的道德基础。
原本政策制定者和理论专家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但鉴于法律研究工作非常缓慢，而且只有技术专家们最了解他们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们对这种无法转嫁给第三方的债务负有道义责任。我们该如何确保在不产生更多道德债务的情况下进行深思熟虑和负责任的建设，并开始偿还现有的道德债务？
“一切优良的都变成了数据。一切美丽的都变成了高效的。”
——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1954年，早在现代科技产业出现之前，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就认为，这种工具化是在技术下规划生活的自然结果。他声称，在技术世界观下，包括世界和每一个个人，将不再具有自身的存在或价值，而是被视为“常备储备”，即只是一种可以被榨取的资源。
方便起见，让我们将其称为工具化世界观（instrumentalizing worldview），尽管其中有许多不同的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通过技术优化而获得可量化的数据指标的愿望，这些指标通常以某种形式变成获得利润的途径或代表，将一切视为一种资源的倾向，和价值具有相对性和可聚合性的假设。
工具化的世界观可能会导致难题被隐藏在地毯之下——例如，不可量化的溢出效应。当一切被压缩在一个系统之中或一切被一个更大的系统所包围，对比平台上两个用户月益增加的互动数比深度调查他们之间的关系健康程度要容易多了。技术专家可以很容易优化人们在Instacart上的购物体验，并对比代码或产品更改前后的净推荐值（NPS）；而思考如何使Instacart更好用的同时对社区产生健康的影响要复杂得多。
除了溢出效应之外，还有各种各样人可能会在意的道德或政治目标，但人们无法为其分配经济价值，因此在这种世界观下根本无从考虑。
这种世界观还受到严重的技术社会不透明性的限制，任何特定技术的影响都是难以预见或计算的。很多时候，人们对这种不透明性的反应是缩短关注它的时间——想想在COVID-19疫情期间，有多少人是根本无法提前几天制定计划的。
这种世界观会导致精神健康问题，极端的话，你会开始将自己和其他人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这种世界观允许对环境的破坏，像产生氧气的树木和淡水水体这样的公共物品都被当作资源，然后进行金融化、购买并最终“用尽”。
这种世界观就像“水”一样润物无声；它就流淌在技术专家们用来描述他们自己、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世界关系的隐喻中。
技术专家们必须不再默认接受这种世界观，独立思考并发展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世界观，并将其带应用到他们的作品中。
尝试一种不同的道德体系是实现后习俗道德（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有效的一步。例如，如果我们将义务论（deontology）应用于技术专家的工作会怎样？康德绝对命令的第一条准则（ first formulation of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这样说道，只有当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能并希望以某种方式行事时，你才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
当我为正在工作的公司筹集资金时，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这个想法的十亿美元版本是什么样的？你怎么能让每个人都用它？” 当我开始描述时，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耳语。如果我真的取得了大规模的成功，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意识到康德的命令特别适用于技术专家们。那些进入这个领域的人通常怀有世界级的目标。我们大胆宣布我们希望“改变世界”；创始人不断被要求展望一条通往他们获得巨大成功世界的道路。那么，我建议修改一个对技术专家的康德命令：如果你自己不想生活在你取得巨大成功的那个世界中，就不要做它。通过这个重构，我们彻底改变了独角兽公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应该询问目的而不是手段。
为了使这个思考练习具像化：每个人都使用 Instacart 的世界会发生什么？那个世界是购物完全工具化的一个世界。当地的杂货店和农贸市场将一去不复返，它们在超级富裕的街区沦为陈旧的遗迹。享受购买日用百货的乐趣对普通人来说将不再可能。为了使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你可以享受购物乐趣的世界里，你自己现在就必须开始享受购买日用百货的乐趣，并通过这样做，要求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
我并不是想表达使用Instacart买东西总是不好的，甚至不是说自己去购买日用百货的行为本质上就是有价值的。事实上，价值观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在室内管道出现之前，人们，通常是女性，费力地从井中取水，大多数人都高兴这项任务不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尽管在在当时有可能是一件好玩儿的事情。但是，了解为你开辟的技术道路及其后果仍然是很重要，特别是如果你优先选择了它，并正在资助它，投入数百万的美元和小时的注意力来实现这条道路的时候。
我坚信还有几条额外的命令：首先，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不应该被工具化，只用来为创业任务服务，甚至也不应该只为某种生活哲学服务。技术有一种“毫无保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的文化，这实际上意味着你的所有都是一种等待被榨取的资源，从而使公司获得成功。相应地，技术专家们也经常从工作中构建他们的自我；我见过了太多的朋友，尤其是创始人，将自我形象和自我愿景与公司完全融合，随后便经历了认知失调甚至抑郁。对于一些人来说，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种融合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所需的感召力至关重要，但强行这样的融合是危险的。你应该抵制你的生活语境坍塌而成为一个一维生物存在。
我再提供一些继续探索自己的价值体系时的方法：
1）问问你自己：“我喜欢这个世界的什么？这个世界的什么让我痛苦？”这有助于培养你对美的感知，以及对不和谐的、不公正的、丑陋的、错误的的感知。
2）关注当下。注意到任何只有你关注当下才能感知到的事物。你的优步司机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你今天是否比昨天对上班路上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更加麻木了？
3）注意你使用的比喻。这些比喻隐藏着你对周围人的什么想法？
4）探索不同的道德传统和价值理论可能带给你的答案，然后构建自己如何存在和行动的答案。
5）注意到道德矛盾的出现；当你的老板要求你研究某个功能时，不必立即反驳，你可以注意到这个矛盾并暂时搁置你的反应，稍后再重新审视和检查它。
6）在更广泛的权力体系中探寻并了解你的位置，即使你现在的日常工作并未浮现出道德矛盾；反思自己的控制点和对行为的感知。
找到一个也在问这些问题的社群。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教导要独立解决价值和意义这些古老的问题，理性地搞清楚一切，对信息和权威人物进行拆分再去做决策。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被迫重新解决所有问题会导致更多的内疚、不知所措和不确定性。你可以加入像Reboot或Bento Society这样的社群，探索你所在的当地的人们的信仰，或者加入一个思考这些问题的技术专家社区，例如 Interact。
公众必须开始将技术专家们视为从事以人为本的工作的群体，并在创造重要的价值。技术专家影响了我们当前的生活并打造未来，在此过程中他们选择如何最好地建模未来的世界并将自己的意愿融入其中。公众必须坚持技术专家有责任考虑他们的工作对人类的影响。这种持续不断的道德培养应该作为技术专家这一群体的核心活动。
为了使这种反思成为可能，科技生态里必须保持非工具化的空间（而不是像YCombinator 孵化器这样的空间，这里旨在帮助你在有时间限制的压力下达到特定的外部成果），技术专家在这里可以玩出想法并自由思考，这里类似繁华都市里的公园和绿地。硅谷历史上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这样的边玩边创造的空间：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和施乐公园（Xerox Parc）以及第一代黑客马拉松，但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丢弃或完全商业化。技术专家必须有（字面意义上的）思考空间。
技术，正如本系列文章前段所定义的那样，是达到某些目的的路径。这是对我们如何选择要构建的路径、如何为构建这些路径获取资源，这些路径会将我们引向哪些中间的和终极的目的以及哪些价值系统的思考。作为一个技术专家，你的思考和注意力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在无限可能中深思熟虑你将如何应用你的时间和资源，以及你希望带来什么样的世界，这是建立一个美好而深刻的未来的号召。
我们的子孙后代正在屏息等待。
第三封信：做一个技术专家就是回归做人
作者：Saffron Huang、Maran Nelson
如果你今天去维基百科输入“Technologist”，你会发现它还没有被收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试图在互联网百科全书上解释“技术专家”是什么。对于显示搜索结果，页面只能给出读者一个高度具体且机械的相关职位列表，展示“心血管技术专家”和“建筑技术专家”条目，而不是给出这些工作共通的统一概述。
在一般流行的概念中，“技术专家”的含义同样也是含糊不清的。“技术专家”仅体现出了一点狭义的“技术”意思：知道如何构建和/或编程机器。不仅如此，还经常暗示技术专家只关心机器，技术专家们只是用代码思考的书呆子，不愿意被人类的限制和世界的混乱所打扰。反过来，机器的冰冷感会投射到它的创造者身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将自己远离技术专家这个身份，因为害怕被认为自己是一个缺少人性化的角色。
而讽刺的是，技术化恰恰就是深刻的人性化。人类通过使用工具和材料以生存和自我实现，从而来掌控自己的命运。人类的进化就是伴随着越来越复杂，适应性越来越强的技术而给予我们工具，而又通过文化传承传递下去。不仅是人类的生命和生存取决于我们的技术；人类文化的许多元素也是依赖于技术。一个社会可用的技术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一个依赖电力、汽车和快递设施的社会相比，游牧生活社会的工具所带来的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同的。引用马克思的话：“手织机带给我们封建领主社会，蒸汽磨坊则带给我们工业资本家社会。”
的确，技术哲学家认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核心。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说，人类的存在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与工具有关。德绍尔（Dessauer）认为人类创造技术的行为是“凡人最伟大的尘世体验”。对他来说，创造技术几乎算作是一种宗教体验。
我们必须解决两个失调的问题。如果不是公众想象中那个狭隘概念，什么样的人才是技术专家？如果技术来源于深刻的人性化，为什么这不是大众流行的观念，这个状况应该改变吗？
所有人都可以是技术专家
现代世界反复受到一层层技术变革的影响，这些变革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包裹和改变，就像不断加快的蜕变浪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人参与和见证技术的进步——这本质上是人类的实践。
事实上，在“技术专家”被定义为发明、部署或重新定义技术的人的语境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人像是技术专家。尤其是个人电脑可以让任何人都随心所欲地生活在互联网无边无际的世界中。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自己高度专属的角落，并迅速发明数字工具，改变自己和他人的技术现实。“技术专家”是许多不同的人可以拥有的共同身份，也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身份。虽然公众对“技术专家”的看法仍然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形象。
“技术专家”的身份需要一个重启。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对技术专家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期望。这是维基百科定义所缺失的那部分。
技术专家从混乱的世界中寻求理性，依靠他们的认知来设想一个不同的现实，并建立一条通路来实现他们的愿景。所有这三项努力——试图理解世界、想象不同的未来，和建造实现这一愿景的东西——都是非常人性化的。
人类是一种拥有理解和组织世界（understand and organize the world）这一基本动力的物种，我们也拥有理解抽象概念的能力，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原因。人类不断地将现实提炼并组织成我们可以理解和驾驭的，准确度和含义各不相同的描述和模型。人类的智慧深入到为现实的各个方面建立模型：气候模型、理解彼此的思想模型、流体动力学模型等等。
但技术专家并没有就此止步，在简化了世界的混沌之后，他们还设想了不同版本的现实，并利用自己的知识用行动改变现实。以不同方式想象事物并据此采取行动来改变世界，这种有条不紊的、有智慧的方式是也人类的一个特征。我们采取行动，在一定规模上系统性、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使人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水平掌控我们的环境。
从那群激进的梦想家到业余的匠人，所有技术专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只是格局和野心有所差异。
想要根据工作职称来分辨谁是技术专家、谁不是技术专家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技术专家”更像是一个连续体，涉及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技术参与和知识。建造一个树屋的孩子是一位技术专家，无数个为互联网贡献知识、想法和劳动的人都是技术专家。随便走在街上的任何人都可能比他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一名技术专家，你也是如此。
技术创造是一项对人性（humanity) 至关重要的活动，所有人都可以创造，并且需要通过许多人一起达成创造。
技术应该是加强人性的
从历史上看，技术并没有指向具体产业，但是当我们提到技术时，人们往往会想到技术这个特定产业（technology industry)。虽然技术本质上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现代技术产业似乎在做人们认为不人道或使我们“不那么有人情味儿”的事情。人们经常对现代人花在屏幕上的时间表示担忧，自2000年以来，过着公社生活的阿米什人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使其成为北美增长最快的信仰团体。同样的情况是，似乎使用户的生活变得高效和轻松的技术，如机器学习或社交网络，通常依赖在许多人都认为不人道的条件下辛苦的、不被重视的的和令人痛苦的劳动力群体。强烈抵制 “大科技公司们” 是有原因的；人们有一种直觉，这些公司所代表的世界并不是人类最好的世界。
技术专家们是冷酷无情的或技术总是使我们变得冷酷无情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技术只是让某些行动路径变得更容易，并增强了我们的意愿；它们不会不可避免地使我们不再那么人性化（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技术是使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相反，我们应该思考技术使人性的哪些部分成为现实——这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平等还是更自私？更有创造性、更自由还是更焦虑？
构建或赋能需要其他人从事困难、危险的工厂劳动的技术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决定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构建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事实上，我们应该直接将技术的成功与否与它启发了多少人性联系起来（例如那些积极的人类特征），并使用这个标准来评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技术。
人性增加的一个指标是人们获得权利与自由，多年来许多技术都在帮助实现这些：航空实现了自由，卫生系统实现了健康，电力实现了大部分现代生活。互联网让知识变得更加平等，也为无数声音提供了发声平台。当然，我们还是必须感谢犁、纸张和青霉素的发明。我们应该确保我们有生之年的技术会像以上那些一样被人们铭记，因为它们丰富了人性。
我们创造技术的冲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倾向，成为更好的人类的愿望可以激励我们继续创造。如果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就会记住，我们不必 ——也不应该 —— 接受技术或技术行业的现在的样子。
我们甚至可以将技术专家思考的过程应用到技术开发本身，回答并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我们如何最好地从技术的混乱中寻求理性，以及创建更好的模型？我们还能想象出什么样的技术格局？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意愿融入技术当中并且用行动实现我们的愿景？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可以共同监督技术专家行使更高的道德标准，因为他们的工作会对所有人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必须开始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工作，他们正在介入我们当前的现实并在打造我们的未来。他们正在选择如何最好地建构这个世界，表达他们的意愿，当然还有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坚持让他们充分理解他们作为增强和改变人性的角色，是需要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负责的。社会的集体期望是强大的；如果我们不这样要求，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
如果我们的工具不能改善我们的集体人性(collective humanity)，我们就需要新的工具。
技术是由人创造的，我们将自己视为技术专家并研究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将如何将人性放在首位，并尽我所能确保技术是加强人性的而不是拖累人性的？
人类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自我改进的物种（self-augmenting species），具有在这个世界上规划、想象、构建和行使我们的意志的基本动力。我们可以根据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的人性来衡量技术的成功。我们需要的是这种更人性化的愿景，并实现这一愿景。我们人类，到底想要变成什么样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范阳（ID：beingmorehuman），翻译：Helen Han，作者、校对：范阳
